苦中有乐

　　1950年，江山县中就在现在县河西路与中山路交叉的东北面一小块地方，说它小，因为其实它只有一座大房子，由好多进厅堂和好几个天井组成。1737年，这里就是“文溪书院”；1906年改为“江山中学堂”；1938年，成为“江山县中学生暑期补习学校”，到了8月，改称“江山县初中学生补习学校”， 1943年，省教育厅令准改为“江山县立初级中学”，1945年，增设高中部，1947年1月15日，省教育厅下文更校名为“江山县立中学”。学校所占的面积只有两三千平米，小得可怜。

　　我上学的时候，清楚地记得，靠中山路这边，自东而西是公园、城隍庙(后作为大礼堂)、一间小染坊，这些建筑的后面才是学校。西边就是县河，200来米长就向东转弯，县河的西边是马路，东边由南向北依次是县中的校门、女生宿舍、厕所、教室、教师宿舍。县河里有两座亭，靠南的叫做四角亭，有石板桥西连马路，东连县中。我进校之后，这里开辟为校门，我们进出学校，便走这四角亭。北边的叫八角亭，没有石板桥与马路相连接，却有石板桥与县中相连接；石板桥有石栏杆，高高的。县中的北边是县河，对面是救济院(又称为“育婴堂”)，过不去。大概1952年，它才并入江中，1953年以后又向北拓展，拆了城墙，开辟了大操场。县中的东边是县委县政府，它们占了很大的面积。

　　|图为作者手绘的江山县中地图

　　当年的课堂也和现在的不一样，没有什么电教设备，只有黑板、课桌和凳子。教务处只管安排课程，不管教材练习簿之类。课本和练习簿要学生自己购买，或向老生借用。所以一开学，正元书店和乐群书社，是我经常跑去的地方。那时的课业也不重，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多。我经常到八角亭玩，爬到楼上看街上人来人往，这里距离北门只有百米之遥。下午没有课，我们几个调皮鬼就到脚踏车店里，租一辆破旧的脚踏车(每小时2000元，相当于今天的2元)，拉到南徐埂学骑车，一个人骑，两个人扶着，不几天就学会了，终生受用。

　　|仰止亭，俗称八角亭，建在县河上(上世纪70年代拆除)

　　解放初期，学校没有电灯，晚自习的时候，点汽油灯照明。有个工友，专门管理汽灯。有个房间，里边有木头架子，架子上一排排挂着汽油灯。每到旁晚，他的任务是给每盏灯灌油、打气、点亮。每个班的值日生领取一盏提到教室，挂在中间，发出嘶嘶的响声，全班同学就在它的照耀下阅读写作业。有时灯没有气了，或者没有油了，就得拎到工友那里去加油打气。最容易坏的是灯头，它是一种丝线制作的小网兜，经火一烧，会变成一个白纱包，大拇指那么大，犹如今天的小灯泡，这东西绝对不能碰，一碰到就粉碎，得换新的。我们常常因为灯坏了而无法晚自习，在黑暗中谈笑唱歌，浪费了不少时间。

　　|图为早期的汽油灯

　　寝室里用的灯就是普通的煤油灯，是个四方盒子，铁条框子，玻璃面。每个寝室一盏，挂在中间，光线暗淡，昏昏沉沉的，倒很有利于我们入睡。这样的生活过了近一年，才有电灯。

　　那时也没有自来水，要用水，得拿木桶到水井里吊水。整个学校只有两口井，一口在厨房旁边，要大一些，全校师生用水都靠它。另外一口在大礼堂的北边桂花树下，很小，少有人用。大井的旁边有些石头槽子，是用来洗衣服的。男女学生就在这里吊水洗脸刷牙洗衣服，早晨或下午活动课以后，井边就会有许多人，说说笑笑，等着吊水。

　　那些高中生特别活跃，比如一个女同学吊水，满满的一桶提不上来，旁边的男生中就会有人叫道：“某某某，你还看着，怎么不去帮一下？”意思是他们是要好的一对，这时也确有一位某某某会在人们的笑声中过去出一臂之力。有一次，一个女同学在提水，提着，笑着，涨红着脸，叫道：“某某，快来帮一把，我提不上来了。”那位男同学马上去帮她提上来了。我一看，也不过只有半桶水，可能她力气小，真的提不动，也可能他们的确是一对，那女同学不过是小鸟依人，撒娇罢了。

　　当时，在高中生眼里，我还是个懵懂的小孩子，不屑一顾，但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女生宿舍就在县河边，对着县河开了一扇门，门外有个小埠头，边上有一棵杨柳树，树下有几级石级，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女同学在杨柳树下洗衣服。没有自来水当然就没有淋浴，但有浴室。所谓浴室，就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里边有两个用水泥浇成的水池子，水池子一大一小。大池子是让人们下去洗澡的，小水池是加热的，它中间安装一只大铁锅，锅子下面是烧火的灶膛。要开放一次浴室，得派一个班的学生吊半天的水，灌满两个池子；还得派一名工友烧火，当时烧火的燃料是砻糠，一畚斗一畚斗不停地向灶膛里倒进去，要烧半天，水才能用。

　　那时，我们的餐厅很简陋，就是空旷的房子里摆十几张四方桌子(江山人称之为“八仙桌”的)，没有别的设施。我们站着吃饭，到水池里洗碗洗筷，洗好了放回餐桌。在我的脑海里，比较辛苦的是“值厨”。所谓值厨，就是在厨房里作值日工作。那时的老师是不管学生的生活琐事的，学生自己有个组织叫做“膳食会”，民主选出会长、副会长和各委员，由他们来管理柴米油盐。值厨的工作由住校生分担，每日两人，负责称米、下锅、买菜、洗菜、抬饭桶等事务。最初叫做“监厨”，以后叫做“值厨”或者“帮厨”，这制度也不过实行了一年多，以后就由总务处的老师来管理了。我做过几次值厨的工作，就叙述一天的过程吧。

　　|老餐厅，原为文溪书院(1984年拆除)

　　天还没有亮，才四点多一点，我们还在甜蜜的梦乡，厨房的工友擎着一盏煤油灯，沿着学生的寝室叫喊：“值日生！值日生！快起来，米要下锅啦！”于是按膳食会排好的名单，头一天晚上得到通知的人，便在睡梦中醒来，起床，拿出前一天值日生移交的钥匙，跟工友一起去仓库，打开门，称出所需要的米，抬到厨房，帮工友一起倒下锅；又去拿出早餐吃的菜，交给菜灶的工友，下锅。稀饭烧好了，一大桶一大桶的抬到饭厅里去，放在饭桌之间的缝隙里，布局要合理，便于每个同学盛饭。这样，早晨的工作告一段落。吃了早饭，工友买菜买柴，值日生验收；然后是洗菜；中饭烧好了，一大桶一大桶的抬到餐厅。下午照样，洗菜，抬饭。晚上，记账，向膳食会报账，一天的值日工作结束。

　　讲到睡觉，当年的床铺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睡的都是双层通铺，几根木头柱子加些横梁，打成架子，铺上木板，就是我们的床铺。一长溜的靠着墙壁，分两层。睡下铺的人只能坐直，就寝时只能从自己的铺位上爬进去，早上起床先坐着穿好上衣，然后爬出来穿裤子。睡在上铺的人头顶当然空旷，高至屋顶，可以站直跳跃。每个人的铺位只有两尺来宽，两个人头对头平排睡，一个左侧卧，一个右侧卧，两个人可以互相吸到对方的气息

　　因为刚解放，师生的警惕性很高，还组织了护校队。现在想来，这个组织除了护校之外，还有个作用，就是增加同学交流的机会，加强同学间的友谊。各班排好名单，轮流值日，轮到的人手臂上套个红袖套，坐到校门口，不许陌生人进校，也不许同学没有请假条就出去；晚上熄灯以后，提着马灯到每个寝室查铺，看有没有陌生人住宿，还有谁没有来就寝；不分男女寝室，一律要查。坐在校门口值班的人至少有两个，往往从不同的班级来的，这个班来个男同学，那个班来个女同学；有时进出校门的人，碰到熟人值班，便坐下来谈笑一会；值班的人和进出校门的人，一回生，二回熟，碰见多次了，也就成了好朋友。

　　我就因为值过几次班，碰到过许多半生不熟的人，发生过意想不到的事情。说得简单一点吧，有一天，我匆匆的走在长长的走廊上，突然前面出现一个女同学，她不吱一声，伸手就塞给我一双袜带——用宽幅的松紧带缝制成的把袜子紧绑在小腿上的带子，这东西在当时是新鲜事物，许多人只用布条子扎袜子呢，松紧带可算是奢侈品了。

　　当时我很惊愕，她是谁？哪个班的？为什么给我？她走过去之后，我才想起，似乎是在护校值班的时候见过面，谈过话。她并不漂亮，剪着齐耳短发，穿着士林布的旗袍，见面总是笑眯眯的，给了我极好的印象。以后她又给过我鸡蛋、花生等食品。我心里非常感激，觉得她真好。于是我们来往就多起来了，有事没事在一起谈谈话，还拍过照片。以后怎么失去联系的，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没有说过分手之类的话。这难道就是初恋吗？不是吧，因为后来给我东西来往密切的女同学还有好几位呢。

　　作者简介

　　王朝林，生于1937年1月，浙江江山市人，中共党员。1950年至1956年就读于江山中学。 1960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1961年至1997年任教于江山中学。一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和教学法的研究工作。曾是中国中学语文教学法研究会会员、浙江省语言学会会员、浙江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衢州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曾是江山市政协委员、衢州市拔尖人才。1986年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特级教师称号，1997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中学语文教学法》、《一个语文特级教师的教坛留言》、《学习作诗填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