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100天的公益劳动确实比赔1万元来得高明。

　　这段时间，衢州市衢江区举村乡翁源村出现了一位特殊的“护林员”，他其实是一名缓刑服刑人员，因为犯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除了刑事责任，本来还需要承担1万元的民事赔偿。但是他通过巡山、参加村里的工作、现身说法公益宣传等，可以折抵掉民事赔偿。

　　这名“护林员”涉及的案子有点特殊，它是浙江首例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领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简单点说，因为违法者非法捕杀了2只国家Ⅱ级保护动物白鹇，现在他除了承担刑事责任之外，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刑事部分并没有太大的特殊之处，这个案子特殊就特殊在于民事部分，属于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也就是说本案并没有具体的受害者，那么民事责任就不一定必须以赔钱的方式承担，因此当地检察院、法院以及林业部门作了变通：只要违法者参加100天的公益劳动，就免除掉这1万元的赔偿。

　　当地的检察机关其实完全可以要求违法者直接赔偿1万元，那样的话就不用同法院、林业部门沟通协调，也不需要在这100天里要请村干部监督，省掉不少事儿。司法机关为什么要自找麻烦进行这样的变通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案中的变通并不是无原则的“通融”，也不是为了减轻违法者的责任，更没有突破法律的框架。这个案件之所以可以这样操作，是因为它属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范畴，跟普通的案件并不相同。

　　其次，到底采用哪种方式的教育效果最好，司法机关是经过了一番权衡的。赔偿金钱也许会让违法者觉得一时肉痛，但是也可能会好了伤疤忘了疼。要把脑子里的错误思想纠正过来并没那么容易，而通过巡山、参加村里的工作、现身说法公益宣传，违法者可以亲身体会护林员的不易、逐渐明白保护生态的重要性。只有真正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之处、并且通过实际行动来补偿，这样的教育效果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相比之下，100天的公益劳动确实比赔1万元来得高明。

　　最后，本案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司法理念。从报道中我们可以得知，这名违法者的家庭情况比较困难，1万元的赔偿对他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以及认罪认罚的态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劳代赔”，体现了司法的温度。

　　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开展公益诉讼，对一些损害生态环境的案件，通过补植复绿、替代性修复、参与保护工作等方式承担责任，可能比一味地赔钱了事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