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被称为人类规模最大的周期性大迁徙。

　　40天的春运，一头连着亲人的思念，一头连着游子的乡愁。

　　60多年来，从“探亲流”、“学生流”到汹涌澎湃的“民工潮”，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春运的故事徐徐展开：那条艰辛的漫漫回乡路，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

　　上世纪50—60年代那时候回趟家真受罪

　　上世纪50—60年代，人们“故土难离”的乡土观念浓厚，春运以短途探亲为主。坐火车回家过年是种奢侈，这部分人群大多是外出求学、工作或参军者。

　　林老伯对60年前那段春运经历记忆犹新：“我1950年参军离开家乡，第一次回衢州探亲是在1957年春节前。那时，我在解放军驻福建某部服役。”今年88岁的林老伯说，福建地处前线，每逢节假日部队都战备，一般不允许探家。因为他是回家结婚，属于特殊情况，部队首长才准了半个月的探亲假。

　　“我刚刚提了少尉副连长，家里给我说了一门亲事，女方姓胡，是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林老伯说，“我俩先前没有见过面，就是寄了各自的照片、通了几回信，那个年代恋爱结婚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福建到浙江没有直通的火车，回趟家很不容易。”林老伯天还没亮就动身从部队驻地出发，步行到20公里外的县城搭乘班车。肩挎着两只大旅行包，一只装着换洗的衣服和给对象买的红围巾、毛线衣和结婚穿的衣服；另一只装的都是香烟、糖果和拜年糕点等。

　　当时鹰厦铁路还没有通车，只能坐长途客车，路况不好，汽车一路颠簸。

　　三天后，到达江西上饶，再坐火车回衢州。

　　“开往衢州方向的火车，一天也就两三趟。平时坐火车的人就不多，临近春节旅客更少。”林老伯回忆说，“火车是那种老式的绿皮车，车厢内只坐着一半多的旅客，显得很宽松。”

　　列车到达衢州站时，已是傍晚时分。这时，到乡下的班车都已停开，林老伯只好在南湖桥旁的人民旅馆住了一宿。

　　福建，过江西，再到浙江，一路辗转，一路奔波，前前后后花了三四天时间。林老伯回到老家时，已经是农历年二十八了。

　　第二天一大早，林老伯和对象一起去乡政府领结婚证。

　　这是林老伯从军30年，唯一一次春节回家探家。

　　“鹰厦铁路建成通车后，浙江与福建之间有了直达火车。”林老伯的儿子说，每年暑假的时候，母亲就会带着他去部队探亲。

　　上世纪70年代“棚车专列”上的春运交响曲

　　提起春运，今年74岁的朱先生深有感触。1968年，他大学毕业从杭州分配到衢州航埠工作，后在市区安家落户，结婚生子。因为是家中独子，他年年都要赶春运的列车，回杭州陪父母过年。直到1997年母亲去世，他把父亲接到衢州生活。

　　整整29个春节，年年奔波，就为了那一刻的团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衢州到杭州列车班次不多，且都集中在白天，种类分快车和慢车。快车运行时间大约八九个小时，慢车因为要为快车让路，到站时间很难估计。春节期间还会有加班车，就是平时运货的棚车，没有座位，也不限票，运行时间更长，大清早从衢州出发，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到杭州。

　　对于票价，朱先生还有印象，快车5块6，慢车4块7，棚车只要2块4。

　　“那时没有春运的概念，一个人行李不多，挤上火车就走，车上大多是回乡探亲的人，一路聊聊天，坐十几个小时也不觉得辛苦。”朱先生一般会提前一天去车站，排上个把小时队，基本都能买上票。

　　直到1975年春节，朱先生带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儿子和妻子一块回杭州过年，阵仗就大了不少。夫妻俩一商量，决定乘棚车，一来加班车票比较好买；二来棚车空间大，能放更多的行李；三来票价也便宜。

　　头天晚上，夫妻俩抱着儿子，担着装满肉、鸡蛋、年糕、冻米糖等一包包的年货。从航埠乘车赶到市区，在丈母娘家歇了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一家人往火车站赶。“车站里比较挤，但乘坐棚车的人并不多，我们一家人占了一个角落。”作为家中重劳力的朱先生先把行李歇在一边，然后铺开一块塑料垫，摆好小椅子，让抱着孩子的妻子坐下。他便开始拿出准备好的酒精和炭，放在铜火熜中点起来。这样，不仅能烤火，还能将带来的饭菜热热再吃。

　　因为有两顿饭要在火车上解决，别人都是啃着冷馒头、干大饼，朱先生一家却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引来了不少旅客羡慕的目光。

　　1979年，朱先生的小女儿出生。一家人仍然年年乘着“棚车”专列回杭州过年。朱先生挑行李，妻子一只手护住绑在胸前的女儿，另一手牵着大儿子。如果碰上雨雪天气就比较麻烦，打湿的衣裤得到了杭州才能更换。“1980年春节前，雪下得特别大，除了小女儿抱在手上，我们三个人的裤子上都沾满了雪水，渗透进去，钻心的冷。”

　　过完年，一家人就得回衢州了，仍然一担子的行李，带回的是父母塞进去的杭州特产：荷花糕、风鸡、熏肉、酱瓜……

　　岁月就这样一年一年流逝，慢慢地，孩子大了，父母老了。父母去世后，朱先生再未赶过春运的火车。

　　上世纪80年代买票难上车难坐车更难

　　上世纪80年代，因为车少人多，火车票成了紧俏品，必须提前连夜轮流排队买票。火车站售票窗口前，到处都是带着凳子、裹着棉被彻夜排队的人群。

　　对此，郑姐记忆深刻。1988年，郑姐在安徽合肥上大学。寒假结束返校，正值客流高峰期。郑姐的父母找了很多人，才买到一张去合肥的票。“学校回来好一些，学校会给我们统一买票，但是去学校就要自己解决了。”郑姐依稀记得，那是趟下午的火车。

　　母亲为郑姐准备了一大袋特产，有豆豉、冻米糖……全是她爱吃的。“那时候火车很挤，哪能带很多行李，所以我们有一个同学提前去学校，把我们的行李都先带去。”

　　因为大部分行李被同学先带到了学校，所以郑姐和其他同学临近开学才拎着剩下的行李上了火车。“第一次看到都惊呆了，怎么会有这么挤的火车，我都担心我挤不上去。”当时，郑姐的两个男同学先挤上了火车，然后她再从窗户里被同学拉上车。“我被拉上来以后，就看到一个孩子也从窗户里被拉进来，可孩子的父亲怎么都上不来，最后孩子只好又被塞了出去。”

　　等到列车启动时，车厢内已经挤得脚都没办法挪动了。本以为有地方站着总算是可以休息一下了，可没想到，过了十多分钟，远处传来一阵“茶叶蛋、瓜子、花生……”的叫卖声，眼看小推车已经推到跟前了，郑姐只好往唯一空着的地方——座椅底下钻去。

　　列车开到合肥要二十多个小时，上厕所是个问题，可车厢里已经挤满了人，连厕所门都被堵的打不开。为了不上厕所，郑姐这一路上不敢吃不敢喝，硬生生憋了二十多个小时没上厕所。

　　郑姐感慨，“现在真是好啊，交通方式多，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挤火车了。”

　　上世纪90年代汹涌澎湃的“民工潮”

　　90年代开始，“民工潮”成了春运的代名词，由此进入了史上最拥挤的春运时期。“打开车窗，扑腾着从窗户爬上车；满车都是汗臭混杂着泡面的气味，连厕所都站了五六个人，座位底下也都是弓着身子的农民工；人贴人的车厢里，用了20多分钟才挤过一节车厢，衣服扣子全被挤掉了……”这些昔日春运亲历的景象，印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

　　小朱是70年代末出生的，关于春运的记忆，是从90年代末开始的。

　　1997年元宵节过后，到了返校的时间，小朱得从衢州赶往无锡上大学。为了买到一张票，小朱的妈妈托了朋友的妹妹的老公的朋友才买到，据说可以坐在餐车里。

　　女儿要去远方上大学，小朱妈妈巴不得让女儿多带些家里的特产去，可是火车太拥挤，所以她只给女儿炖了一大罐笋干炖肉和一铁罐梅干菜扣肉带去。

　　出发那天，小朱父母送小朱来到火车站，却正好碰上火车晚点，在信息不流通的年代，晚点的火车究竟什么时候能来根本不知道，为了让女儿少受冻，小朱父母带着小朱回了家。

　　刚到家就接到火车站朋友的电话，喊他们马上来火车站，火车即将进站了。于是一家人又匆匆忙忙赶到火车站。“我到的时候火车刚进站，根本来不及找餐车是哪节车厢，就到了最近的车厢门口被塞了进去。”火车门关上后，小朱和行李整个人都贴着车门，直到下车，这扇门都没能再挤上人。

　　“没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没法想象，当时挤到连蹲都蹲不下来，更不要说到餐车去坐了。”小朱就这么站了一整夜。

　　小朱妈妈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心疼不已，“我看到她被塞进火车，回家后一夜都没睡着，心疼啊！”

　　如今，小朱已经回到衢州工作，常伴父母身边，再也不用跟着春运大军挤火车，但那段关于春运的记忆，她始终难以忘怀。

　　21世纪高铁重塑着春运模式

　　2006年，衢州火车站搬迁新址，新火车站正式启用。

　　2007年，第一列动车组正式通车，从衢州到杭州只需2个多小时。

　　2014年，杭长高铁竣工投入使用，衢城进入高铁时代，从衢州到杭州的最快时间缩短到1个多小时。

　　如今，九景衢铁路、衢宁铁路等“六线三枢纽”铁路工程相继在衢州动工，铁路线上的变化还在继续。

　　“21世纪，春运回家最大的变化是可以在网上抢票了，票更好买了，不用再到处托关系买一张回家的卧铺票了。”老家在湖北宜昌的小姜说，以往快到过年的前几个月，就要开始发愁，回家的火车票该怎么办？

　　2011年年底，所有旅客列车实现网络售票，到火车站购票的旅客开始减少了。直到2013年，火车站配备了自动售票机，加上网络售票的普及，到窗口购票的旅客才大幅度减少。

　　进入21世纪后，铁路线上的变化日新月异。除了购票方便，春运期间的“棚代客”列车，已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装有空调的“红皮车”，也慢慢取代“绿皮车”，开始占据客车主流地位，乘车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我们期待着：春运也能成为一场“想走就走”的旅行。

　　铁路员工记忆中的春运每个铁路员工，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春运故事。

　　“刚进单位的时候，没有固定在哪个点，哪里需要，你就去哪里。”铁路退休老员工金贤妹说，那时候衢州站每天只有六七十趟车，开往杭州、上海、北京、广州、昆明、重庆、南昌、长沙等地。

　　“k46/45次列车，从福州开往北京的列车，凌晨2点多到衢州。这趟车即便不是春运，也有很多人。在途经衢州的火车中，这趟车是唯一超过上海以北的列车。而衢州这边有不少从北方过来当兵的人，大伙都要赶这趟车回家探亲。”戴锡妹虽然退休多年，但依然印象深刻。

　　衢州站副站长丰美菊告诉记者，“八十年代初，火车票不像现在由路局控票，每个车站可以自己做计划发票，很容易引起100%超员的情况，定员1000人，往往会有2000人挤在同一趟列车上。”

　　“春运期间，车站六个窗口售票全部开放，售票员忙得连水都没时间喝一口，更别说上厕所。”丰美菊说，当时出票要经过四道工序，先把票抽出来、戳上日期、加盖车次、贴座位号，当时卖出一张票的速度，如今能卖四五张票了。

　　金贤妹退休的时候带回来一个检票夹，留作纪念。“一只手上都是因为检票留下的老茧。”金贤妹记忆颇深，春运期间检票，几乎是一刻不停。

　　戴锡妹说，“那时候，火车站候车室也比较小，根本容纳不下那么多旅客，排队进站的队伍，从老的汽车客运站一直到南湖桥。武警支队、部队、机场士兵都来帮忙，检票口也增至六个。车次的牌子也都是人工举牌的。”

　　新候车大厅

　　“每年春运过后，失物招领处存放的东西就会增多，还有就是会收到许多锦旗。”“丰美菊说。

　　时代在进步，有些东西留不住。在便捷的高铁前，这些都成为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