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状：学业陷入低谷专业发展迷茫
过了春节，小王是在父母的“扭送”下不情不愿地返校的。从北京考到大连某重点高校的小王，大二上学期有4门功课挂了“红灯”，成绩单寄到家里，一家人连年都没有过好，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轮番和小王谈心，帮他分析原因。“不喜欢会计专业”，“有一段时间玩游戏来着”，“大连的冬天太冷了，经常感冒，不想去上课”……说来说去，小王索性提出要退学，重新高考，上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虽然后来勉强同意回去补考了，但不知道接下来能不能适应，想着就发愁啊！”小王的母亲心情沉重地对记者说。
西北某高校的石老师认为，除了学业，大二学生在人际关系方面也容易出现问题，比如与班级同学、宿舍舍友相处不融洽；班级和宿舍出现“聚团”现象，尤其是女生，以宿舍、地域等为基础开始分化，“小团体主义”明显，“大二是学生出现各种问题的高发期。”石老师说。
中国农业大学的调查报告指出，大二这一年属于“学生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学生发展自此进入转折时期”。
较早关注到“大二病”的还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王红等四位教授，早在2010年11月，他们就联名提交了一份关于“大二病”的报告，建议学校采取措施，更多关注大二学生。报告中提到，大二学生“对大学的新鲜感少了，失落感重了，缺课的多了，挂科的无所谓了，学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大二的确是学生学业上的一个分水岭”，根据中国海洋大学教育系讲师胡乐乐的观察，到了大二，学习进入自主阶段，学生们的学业表现出现两极分化：有的学生学习目标很明确，有的学生则表现得不在状态，学习非常被动。
“不少学生学习动力明显不足，突出表现就是上课出勤率较低，学习积极性不高。”胡乐乐举例说，上课提问时，很多学生都低下头逃避老师的目光，“有的学生即使被老师点到名，也是模糊应对，甚至直接说不知道。”而学业上的两极分化直接体现在考试成绩上，“成绩最差的不及格，最好的考了90多分。”
北京某高校一位大二专业课任课教师告诉记者：“上学期期末考试，班上27个学生有4个不及格，如果我更严格一些，会有9个学生不及格，其中几个学生的成绩徘徊在及格线附近，最终被我‘放过’了。”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党委书记景发认为，任课教师的反映，辅导员等学生工作队伍的反馈，以及学生们的种种表现，都印证了“大二病”真实存在。
陈华北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学院担任辅导员，完整地带过一届学生。他认为，“大二病”具有一定普遍性，工作在第一线的辅导员对此是有共识和预知的。“辅导员普遍会提前做好防范和准备，以便在出现问题时及时应对。”
“大二病”并非中国大学生独有。据中国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金帷老师介绍，美国杜克大学在2007—2010年间，连续4年对“大二低潮”现象进行调查。通过分析大二学生的社团参与度、人际关系处理、学习压力等一系列数据发现，与大一、大三年级学生相比，大二学生更容易感到苦闷、孤单。他们不知如何与教授沟通，不知如何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不知如何缓解自身压力，不知如何选专业。“这与国内大二学生遭遇的一些问题有相似之处。”金帷说。
病因： 挂科打击自信高校关注不足
某“985”高校学工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学习动力整体不高，近年来，大一、大二学生挂科率有上升趋势，学生中甚至流行“不挂科就不算真正上过大学”的说法。这位负责人举例说，2013年秋季开学后，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曾专门召集各学院领导开会，起因是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大一学生“高等数学”的挂科率竟然高达30%。
“高等数学”是国内高校普遍开设的一门重要基础课，作为一所全国知名的重点大学，如此糟糕的成绩显然说不过去。“是不是因为题目太难了？”面对学校领导的质疑，负责命题的几位教授表示：“试题出得已经够简单了，这么多学生不及格，只能说明他们压根儿没怎么学习！”
景发认为，大二学生在学业上出现两极分化，与大一时考试挂科有很大关系。他解释说，刚入学时，学生的学业水平比较接近，心态也都比较平稳，但大一结束时学业成绩会分出高下，有时差距还很大。成绩好的学生收获了奖学金，找到了自信，认为自己的学习方法和能力是好的，甚至开始展望未来的考研、保研。成绩差的学生很容易在心理上遭受打击，“他们高中时也是尖子生，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学习不行了，尤其是考试挂科，会让他们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甚至开始意志消沉”。
陈华北表示，根据观察，这些学生的特点是学习被动、目的不明确，具体表现是逃课增多，即便出勤也表现不积极，甚至在课堂上睡觉，而且他们发现挂科可以通过补考甚至重修进行弥补，学习心态因此变得更加松懈。“他们喜欢做的就是在宿舍上网、打游戏、睡懒觉等。”
尽管一直属于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但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测控专业大三学生苗存绪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大二是自己相对低潮的一年。“大一时候的新鲜感已经过了，大三的紧迫感还没感受到。”
小苗告诉记者，大一时，高中积累的学习热情还没有消退，也想有一个好的开始，所以大家普遍学习比较努力。到了大二，大多数学生已经适应了大学生活，不少人开始把精力用在参加社团活动、谈恋爱等方面。“拿我自己来说，大二时我在学院团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同时还在学校的校企合作社团任职，平时各种活动特别多，精力很分散，多少也影响了学习。”
景发认为，问题集中出现在大二而不是大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校对大一新生工作更为重视。
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学校每年都会成立大一学生工作组，除了给大一学生指定一名专职辅导员，还会给每个班级配备一名兼职辅导员，对学生的学业、生活、心理等进行全方位指导。
“但到了大二，工作组没有了，很多辅导员和班主任也以为学生已经度过了大一的适应阶段，工作力度有所减弱。”景发表示，即便看到一些学生到了大二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很多高校领导和教师也存在这样一种心理：大学应该包容各种类型的学生，尊重其个性，让学生比较自由地发展，“即便犯错误也不怕”。
“这种理念不能说不对，但却不符合国内高校的学情，因为我们的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没有经过这方面的适应性训练。”景发表示，这种相对自由放任的管理方式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让学生得不到应有的指导和规范。各种潜在的不利因素经过积累，到大二时各种问题开始集中出现，由此产生了“大二病”。
不少大学生认为，“大二病”的出现，与高校辅导员在这一阶段对学生的关注较少有一定关系。大一新生得到各种关心和爱护，学校对他们的管理也较为严格，很多刚毕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担任的辅导员工作热情高，热衷于组织各类活动，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但到了大二，学生大多适应了学校环境，辅导员的工作热情有所下降，组织的活动明显减少，与学生的交流不如大一时密切，对学生的管理也不如以前严格，学生容易感到不被学校和老师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