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粉丝在我们微信“点兵点将点ASir”后台提意见,你们评亲民警察,怎么清一色都是蜀黍,我们的警花在哪里啊?那么,今天,就来个警花专版吧。
这一身警服穿着,个个英姿飒爽。她们,绝对是杭城的靓丽风景线。
胡佳:余杭版“陀枪师姐”
常被误认为“陈妍希”
1987年生的胡佳是双子座,爱看电影,爱户外运动,性格外向的好姑娘。等等,再写下去成了相亲帖了……
言归正传,胡佳,余杭PTU二中队副中队长,乃是余杭版的“陀枪师姐”。昨天给她在西湖文化广场拍照的时候,居然有人跑过来问:你是不是陈妍希?
胡佳原来在良渚派出所做内勤,她觉得做内勤和老百姓接触少了,于是就到了PTU。“给老百姓找回一台笔记本电脑,找回一只手机,这满足都是无可比拟的。”
去年6月9日晚上10点,在余杭良渚开店的方师傅报警:8岁女儿小徐当晚8点在良渚杜甫村的自家小店门口,被一个陌生女孩带走了。家人万分紧张。
小店门口的监控,记录下小徐跟陌生女孩出走的一幕。于是,民警根据这一画面,对周边居民区、出租房进行走访调查。胡佳自觉地加入寻找的队伍,带着一组人,利用自己熟悉地形的优势,挨家挨户走访。
次日上午,有市民认出了带小徐出走的女孩。女孩姓杜,今年16岁,江苏人,跟婶婶一起住在小徐家附近。杜姑娘的婶婶说,小杜从小缺乏家庭关爱,性格自闭,前年辍学,近期网恋失败,精神有些恍惚。
为尽快找到两个女孩,余杭警方调集近千名警力搜寻,从多个路口监控中“大海捞针”,发现了蛛丝马迹,锁定了她们的活动区域。
离家一天一夜,两个女孩都没带钱,胡佳很担心发生其他意外。因此,她连续奋战。
6月12日清晨5时许,几乎一夜无眠的胡佳,带队员再次出发,驾车前往两个女孩可能出现的区域搜寻。8时左右,胡佳发现两个女孩走在新104国道边。
杨蔚:巨蟹座的“警察妈妈”
笑眯眯特别温柔
杨蔚,1982年生的巨蟹女。她在江干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干活。
江干出入境窗口自2009年入驻市民之家,面向全市办理出入境证件,办证量从日均50余件上升到300余件,2013年全年接待办证群众15万人次左右,是全省唯一一个除11天法定节日全年无休的出入境办证窗口。
每天,杨蔚的身影或者定格在办证大厅门口,不厌其烦地为前来办证或咨询的群众解释“需要带齐哪些材料”、“表格应该怎么填写”、“复印社往哪走”、“先拍照还是先取号”等问题,一遍听不明白就慢慢地多讲几遍,有时被一群人围着你一句我一句地问,还是面带微笑地逐一回答,顾不上喝口水歇一歇;
或者定格在受理台前,一遍一遍地指导申请人如何签名,如何采集指纹,一遍一遍地解释证件种类有哪些,签注种类有哪些。办证高峰期,看到排队焦急等待着的申请人,她把上厕所的时间都省下来,宁可牺牲个人休息时间,也要坚持把窗口受理工作放在第一位。
不知不觉间,近两年时间过去了。今年初,电视台专门制作了一档叫《时间都去哪儿》的节目,介绍各行各业一线工作者的真实工作状态,杨蔚代表市民中心所有窗口工作人员参与了录制。
巨蟹座的母性必须点一点。杨蔚是“温柔的警察妈妈”。
到市民中心办证的学生、小朋友特别多,也不乏牙牙学语的婴儿。碰到拍照不配合的小宝宝,她会拿出为人母的耐心和温柔,慢慢安抚,细心引导。还会拿出特意备着的糖果、玩具逗宝宝开心。
有的学生请假来办证,粗心的爸爸妈妈却忘记拿某样材料,为了保证孩子的学习时间,杨蔚也会为其特事特办,让家长事后将材料补齐,宁可自己麻烦些,免去孩子来回奔波的辛苦。
孙霞:高个,爱笑
办证窗口“一朵花”
高个,爱笑。那便是杭州出入境办证窗口的孙霞,人称“一朵花”,当然首先是警花。
也就1年多的时间,经她手受理或者审批的资料估计有70000多件,结论是:零差错、零投诉。
孙霞生于1976年8月,2000年7月来到杭州市公安局。在出入境之前,她干的是刑侦,也就是通常说的刑警。
当然,出入境也不完全是批批材料填填表,起初,孙霞负责案件调查,目前她已经是杭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四大队的副大队长了。“要说现在最为重要的,那便是热心周到的服务了。”孙霞说她现在和队友一直追求的,便是高效、便捷、优质、文明这八个字。
一般的证照,无非是认真受理核对,让孙霞经常感到压力的便是急件。2014年8月21日,杭州王先生等三人前来办理护照,显得十分焦急。当时正做值班长的孙霞经询问后得知,王先生的亲属在俄罗斯突发疾病不幸身亡,急需尽快赴俄处理后事。知道实情后,孙霞立即开通急事急办绿色通道,并积极协调审批、制证部门,前后不到5个小时,3个人的护照就办好了,王先生等拿到护照后非常感谢。
李红:邻家女孩
让铁窗存温情
李红,接近90后的一个女子,披一头短发,一双笑眯眯的眼睛,不穿一身警服,就是一邻家女孩。她1999年从杭州市警校毕业,至今一直在杭州市看守所工作,目前已是看守所女子分所所长了。
“面对的都是女人,什么样的都有,甚至还有会被枪毙的。我也是个女人,有时候心情会很复杂,”李红说,首先是严格管理,毕竟这些人都触犯了法律,有的已犯下了重罪。“但在监所里面,她们也是女人。”李红说,作为管教民警,还得像老师一样教育她们,像医生一样挽救她们,像母亲一样关心她们。
“但人员太复杂了,判了死刑的,染重症或者‘涉艾’人员,还包括沟通困难的外籍人员。”对于这些人,李红的小团队实际可用警力只有12人。
“判了死刑的,对她们的管教最为揪心了。明明知道她活不了,还得劝她好好珍惜,她情绪稳定了,也能和大家交心了,结果突然有一天人就没了。”李红说,无论怎么说,心里总还是难过的。
记得有一名姓杨的在押人员,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判决之后悲观厌世,非常消极,李红多次找她谈话,帮她分析案件发展和造成的社会影响。一方面要求她树立信心,另一方面也要求她做两手准备。由于事先谈话教育做到位了,这个人在接到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裁定后,情绪尚能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