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校多空壳城里教室挤爆棚

　　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不能在放弃农村教育的前提下实现。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农村教育发展是当下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必须以系统性思维去定位农村教育，以前瞻性的眼光去规划农村教育，以统筹协调的策略去发展农村教育。

　　两个同样12岁的孩子，一个告诉记者，自己的同学越来越多，班里已经有80人了；而另一个却说，班里的同学越来越少，只剩下十八九个了。

　　前一个孩子家在城里，后一个孩子家在农村。

　　这样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城镇化的大趋势中，越来越多农村家庭的孩子进城读书，对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影响都是全方位的。

　　设施完善无师生，农村学校多空壳

　　一些许多设施完善、建造标准颇高的农村学校，昔日有几百人、上千人。如今，有的仅剩下几十人甚至完全荒废，少数捐建的希望小学甚至变成了祠堂或者垃圾回收站。

　　希望小学变垃圾站

　　新华社2013年报道称，贵州省凯里市龙场镇一所35万元建成的希望小学，投入使用了仅一年半时间就被弃用，渐成垃圾站。

　　记者在凯里市龙场镇采访时看到，这所希望小学建在老山村一个斜坡上，该地被村民称为“岔河”，周围大山陡峭。老山希望小学有两层教学楼共8间教室，教学楼内外均堆满了废品和垃圾。记者注意到，教学楼的瓷砖、门窗基本都是新的。当地村民说，这所希望小学已弃用很久了，目前是一个外地人在这里回收加工废品。

　　根据学校的纪念碑文，老山希望小学由省外一家慈善基金会捐款20万元，凯里市政府配套15万元修建，占地3.5亩，建筑面积460平方米，2009年3月投入使用。“希望小学的建成可解决老山村、渔洞村等5个村200余名适龄儿童上学。”碑文写道。而村民告诉记者，希望小学学生最多时仅30余人，到2010年9月，只剩11人。为何计划和实际学生人数如此悬殊？

　　凯里市教育局党组书记龙运国说，该希望小学前身是龙场镇老山村教学点。2008年，因地质灾害和雪凝灾害，教学点成为危房。正好龙场镇政府此前有计划，将原老山村整体移民搬迁。为方便搬迁后的村民，也因为“岔河”已算是多山的贵州一片相对开阔的土地，于是当地将希望小学定在此处。但后来整村搬迁难度大，多数村民未按原计划搬迁过来。而新建的希望小学离村寨较远，山路危险陡峭，致使学生人数一直很少，“确实浪费了教育资源。”龙运国说。此后，又有一些学生随父母转到镇上读书。2010年，贵州凯里至余庆高速公路规划又需通过此处，征用了学校占地，仅剩下的11名学生也全部转入龙场镇寄宿小学就读。

　　从建成使用到废弃，投入35万元的希望小学仅使用了一年半时间。

　　据统计，贵州是依托“希望工程”援建小学数量较多的省份之一。贵州省青基会秘书长陈保国表示，“此事仍值得青基会及各地政府反思，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和方法，加强彼此的沟通衔接，不辜负广大捐建人的爱心。”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地方过去援建的希望小学被空置或挪作他用的情况呈增多趋势。普通的农村学校也出现相似情况。

　　农村只见学校不见师生

　　山西省临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学生流失严重，多数农村学校几成空壳，留下一所所空落落的校园和一幢幢装修精美的教学楼，在小山村显得格外扎眼。

　　王家坪村地处临县西部，因“大学生多”成为全乡最有名的“文化村”。记者在走访时发现，该村有两所小学校，共计23间教学用房，而学生全部流失，空壳学校成为全村最高档的建筑。

　　路边端着碗吃饭的一位村民指着空落落的校园告诉记者，西边的窑洞曾经也属学校，后来因为用不着了，便卖给了村民，留下三间窑洞并另修了两间平房，筑起围墙就形成了独立的校园。

　　同样，在周边的新化村、乔家坪村，都是窑洞、平房以及围墙得“标准组合”的校园，同样没有师生。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后来，王家坪村又多了一所新修的学校，窑洞加平房共18间。记者在新学校看到，校园东侧二层楼的教室不见任何教学设施，堆放了一堆堆杂物，教室内墙上的水泥黑板向人们昭示这是学校的教室。在另一间教室的黑板上，用粉笔歪歪歪扭扭地写着“王家坪村是卧虎藏龙”几个大字。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新学校修好后，还配上了桌椅、电视、光盘等教学器材，全村十多个学生搬进新校园，“上面来人摄了像”。可好景不长，半年后，学校即“倒闭”，教学器材现在都不知去向。

　　多位村民告诉记者，这样高档的学校闲置实在可惜。有家长反映，学校关门后，村里的孩子们有的去了乡镇、县城上学，有的干脆弃学务农、打工。外出求学的，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做饭陪读，“农田没人种了，家庭负担更重了”，同时也滋生不少问题。

　　一位教育工作者告诉记者：“以前是一村一校，现在是一乡一校”。记者在临县走访了数十个乡村，大都只见学校不见师生。知情人士称，闲置的这些外观“高大上”的校舍在临县的西部乡镇并不多，实际多集中于离县城较近的乡镇。

　　教育“小移民”猛增城市学校不堪重负

　　在农村学校就读的学生越来越少，而大量涌入城市的教育“小移民”却让城里学校越来越不堪重负。

　　据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截至2013年底，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达1277万人，占到义务教育学生总数的9.3%，其中超八成孩子进入输入地公办学校就读。

　　县城小学越来越“胖”

　　在河北省顺平县，为了让孩子进县城读书，顺平县的农村家长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位于县城东部的顺平县实验学校小学部是该县办学条件和教学设施最好的小学，家长们习惯称之为实验小学。它和位于县城西部的逸夫小学，成为乡下进城小学生的主要就读地。

　　顺平县没有寄宿制小学，为了让孩子能到县城读书，家长们采取了各种办法。有的在县城买了房子，有的租房子，有的借住在亲戚家，还有的把孩子托付给“小饭桌”。

　　“现在供一个小学生的花费，赶上供一个大学生了！”神北村刘大姐的女儿在省会一所大学就读，每年学费4700元；儿子在县城读小学，每月要交给“小饭桌”450元。

　　而高大姐为了孩子上学，则花12万元在县城买了套房子。她庆幸自己早在2008年孩子刚上幼儿园时就举债买了房，不然现在买一套同样大小的房子得花近30万元。

　　“下学期，我们小区这些‘小饭桌’商量着每月要涨50元。”一位经营者告诉记者，因为小区物业收取的费用高，普通家庭每吨水只花2.5元，“小饭桌”要交5元，所以只能涨价。这家“小饭桌”聘请了3个工作人员，一个接送孩子，一个辅导作业，还有一个专门做饭。

　　记者了解到，围绕进城小学生当地已形成一条产业链：有负责学生吃住的，有专门开车接送的，还有人将农村来的孩子聚在一起收费补课的，而据家长指认，这些经营者中不乏教育系统人士，甚至个别学校的领导。

　　2013年秋季开学，逸夫小学一栋新的三层教学楼投入使用了。但这样仍旧容纳不下该校所有的学生，一二年级的学生仍要安排到原来的校区上课。

　　一位该校的老师回忆，学校最初只是一所村办小学，七八个老师，200多名学生；而今，教师达到100人，学生已经达到了1000多人。另一位老师介绍，自己所带的班级，一年级时有70人，二年级时增加到80多人，无奈之下便在三年级的时候进行了分班，剩下60多人，结果寒暑假又转来了一些学生，又增加到了80多人……

　　同样的情况也在实验小学出现。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士介绍：“2009年全校才有31个教学班，现在光一年级就有8个班，而每个班都有七八十名学生！”

　　因为学生太多，逸夫小学的课间操有点见缝插针的感觉。操场只能容下五六年级的学生，四年级的学生放到两栋教学楼之间，而三年级的学生则安排在南侧教学楼和校门之间的空地上。

　　而在实验小学，一位三年级的孩子告诉记者，课间只允许上厕所，然后必须在教室里待着，不能到教室外玩耍，有班长专门看着。因为老师害怕孩子们跑起来发生冲撞，引发事故。“学生的作业太多，中午也留，还要家长签名。”一位家长认为，这也许是因为老师管不过来，让家长帮着管。

　　大城市流动儿童上学难

　　2013年5月，全国妇联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流动儿童规模达到3581万(流动儿童指随务工父母到户籍地以外生活学习半年以上的儿童)，流动儿童在个别省份也非常集中，北京每10个儿童中就有3个是流动儿童。

　　近年，北京、广州、上海等流动儿童集中的省市也制定了一些向流动儿童倾斜的教育政策，只要办齐相关证件、通过申请流程，流动儿童也可以在当地就学。

　　办齐“五证”就可以上学，但是办“五证”对于农民工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们当中大多工作不固定、居住地点不固定，“五证”中的“务工就业证明”对他们来说就是个大难题。另外，办齐“五证”也不能上学的农民工子弟大有人在。

　　2012年春天，从河南来的农民工周小献的儿子刚满6周岁，为办齐能让儿子在北京上学的证件，周小献的丈夫坐火车往返老家两次，托亲戚、求朋友，好不容易办成，却因为学校简单的一句“名额满了”被拒之门外。周小献认为学校的理由让人无法信服：“我们来回跑，耽误工夫、少赚钱，我们也都认了，但最后耽误了小孩上学，这可是大事啊。”孩子上学不能再拖，周小献只得让儿子进了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明园学校，就读一年级，“我们还是想让他转到公办学校去，先在这边上边想办法吧。”

　　据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的王春华透露，很多农民工家长反映，公办学校根本进不去，而所谓的“办齐五证便可就学”也不是那么简单，有的学校交借读费也是明面上的事。对此，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回应说，北京市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存在“借读费”。

　　今年春季开学第一天，明园小学的家长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都收到了旧宫镇教委办发出的“致明园学校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信中告知学生家长明园学校即将拆迁，请家长早做准备。一时间，家长、小孩纷纷乱了阵脚：学校拆了，我们去哪？

　　就读明园小学四年级的王京鑫说：“妈妈说学校拆了我们就回家了。我也想回家看看，我从来都没回过老家。但是我不想回家读书，家里的老师说话我都听不懂，上的课也不一样。”谈起学校要拆，王京鑫的同学们都“炸开了锅”：“大家都不想回去，但是爸爸妈妈说没办法，他们工作的市场也要被拆了，只能回家去了。”

　　但是，农民工子弟想返回户籍所在地上学也没有那么容易。

　　自2013年9月起，首部全国性《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我国开始建立全国统一的学籍信息管理制度，实行全国学生“一人一号”。

　　明园学校作为北京市已经通过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其学生在转出、转入时却遇到了问题。明园学校校长张哥真告诉记者：“我们学校早在去年就已经录入学籍了，可是在转出的时候才发现不被外地接收，我们这才得知我们的学生编码没有全国联网。”全国统一编码并与身份证号码关联，终身使用，这就意味着没有统一编码的农民工子弟在上学时成了“黑户”。

　　对于农民工子女的学籍问题，王春华也深感担忧，“那些获得审批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信息录入了当地的教育机构系统，却没有正式联网，目前他们也没有享受到与公立学校学生同等待遇，比如统一学籍学生可以享受的公交优惠等。”

　　只有不到10%的农村孩子在城里就学，就已经让城市不堪重负、难以接纳了。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今后还会有大量随迁子女进城，我们的城市，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