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8000字的长微博在十一长假里成为网上热点，这篇《致工管院的朋友们及湖南大学教研同仁的一封信》其实是一个吐槽帖，是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原讲师杨飞因为无论文被转岗之后，写的自辩兼“抒胸中块垒”长文。

　　杨飞从2002年开始在湖南大学担任讲师，讲授经济学、金融学等课程，今年7月接到学校通知：因其在过去两年间没有发表任何论文，不符合学校关于科研的相关规章，不予续聘，进行转岗调整，他可以选择到图书馆或者工会工作。

　　觉得“不服气”的杨飞写下这封长信，详细解释了自己没有发表论文的原因，而文中触及的“以论文考评科研”、“科研项目课题经费乱象”、“花钱发表论文”等话题，因为击中现实中存在的弊端而激起热议。在长微博下跟帖的评论大多是表达共鸣，也有争议。杨飞没有想到，这条微博在10天时间里得到超3.5万次转发，9800多条评论，被点了7000多次“赞”。也因为这么一条微博，他的粉丝从原来的600多个陡然增加了二十几倍。

　　众多评论给他加上了形形色色的标签，那么，他到底是“理想主义者”、“堂·吉诃德挑战风车”，还是一个“高校混混”、“眼高手低的学术愤青”呢？

　　至于吗？不就一篇论文的事儿吗？

　　长沙湘江边阳光100小区里的那套房子，杨飞称之为“工作室”，四壁基本被书和大幅照片占据了，连一台电视都没幸免——屏幕下半截被一排书遮住了，上半截又粘着两张照片。“你看我这屋就知道了，我就喜欢看书，去当图书管理员也挺好的。”他这句话说得和他那个长微博的开头几乎一样。但是接着又说，第二天就是学校让他去图书馆报到的最后期限，他还没有最后考虑好要不要去报到，“或者明天下午我先过去看看，图书管理员都要做些什么”。

　　“下岗，在我意料之中，”杨飞说得很直截了当，他在长微博中就早已坦承：“不瞒你说，我自2002年离开企业界来湖南大学教书，十多年来没有公开印刷发表过任何科研论文，也没有申报任何级别的科研项目。说我科研工作不合格，确实名至实归。”但他还是写了这么个长微博，他说是因为“不服气”，“各种原因让我不爽”。

　　最表面上让他不爽的事是，7月份时接到不予续聘的转岗通知之前，工商管理学院已经排好下学期的课表，他被排了两门课程，“学校早点儿通知我就好了，我已经借了书开始备课了。”

　　实际上，湖南大学的相关规章早已有之，在2011年8月再次强化：不符合一定教学、科研条件的教师只能转岗或低聘。关于科研的考核指标中，教授一级需“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1项、年均科研经费不低于1万元或5万元、发表论文6篇(重点期刊是2篇)”，讲师则需要至少公开发表一篇论文。杨飞也承认，对于讲师的科研任务实际上要求很低，两年一篇论文，而且对期刊等级没设要求。

　　但是，杨飞在他2011年签的两年期聘任合同期满之前，依然像过去数年一样，“我从来不发论文，我们学院里的人都知道。这种怪胎老师基本上没有。”他说以前学校对于科研也有要求，但是在实际中会有一些变通方法，“如果教学的课时超出特别多，就还行吧。没有科研成果，就在年终奖中扣钱，扣个几千元、一万元。其实我被扣过不少钱。”

　　跟他相熟的同事和朋友得知他最终被转岗的消息后很吃惊：不就一篇论文吗？你竟然在最后期限之前不想点儿办法补救？其实3月份的时候，学校已经提醒过他，若在5月份之前还没有论文的话，他的科研考评肯定是不能过关的。那时候，“为了饭碗”，他还是拿出两篇文章《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综合分析》和《真实的谎言——论一切低碳经济学都是纸老虎》，经熟人介绍，先后联系了4家杂志。这两篇文章，前一篇早在2010年3月就已经贴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后一篇的概要也在今年4月贴在他的个人网站上。

　　然后，杨飞就遭遇了他在长微博里痛陈的潜规则：发论文要花钱。他说，其实他也曾听说过现在论文东拼西凑的情形，杂志的增刊就是为了发表论文的，给钱就能发；买卖论文已经形成产业，销售额达到10亿元(武汉大学副教授沈阳的团队2010年1月发布的研究结果)；在淘宝上都可以买到代写的论文。只是这一次他自己一试才知道，这都是真的，潜规则已经成了明规则。“我接触过的几家期刊，最后都会表示说：我们还是需要付一点版面费的。还有的说，你这种属于加急，要付费。”这激起了杨飞的犟脾气，他说这是触及了他在长微博所言的自己的“三个凡是”原则之一：凡是行贿受贿的事，再小也不能干。他认为花钱发论文就是不折不扣的行贿。

　　在杨飞长微博之后的跟帖，表达同感的多是其他的高校教师、期刊编辑：

　　——“高校科研大跃进。评奖、评职称都直接或间接与花钱发论文的数量挂钩，成为了很多高校师生的心痛之处。”

　　——“现在的制度，让所有教师搞科研，就像让所有学生学奥数，都是不尊重事实规律的瞎胡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改变啊……”

　　——“说出了老师们的心声，深表支持。实际上很多人都不愿意这么做，只是被考核评价体制逼的。”

　　——“作为一名编辑，上次听培训课，某老编辑讲了编辑界内部的一个笑谈‘我是编辑我可耻，我给国家浪费纸’。”

　　当然也不乏质疑和“拍砖”的评论：

　　——“自个儿科研水平低就别怪政府、别怪学校、别怪体制。科研体制有没有问题，当然有，还挺大。但，这不是你科研水平不行的挡箭牌。”

　　——“这种学术愤青，自以为自己是做学术的，别人都是坑蒙拐骗，歪门邪道。”

　　也有人说，国外和国内顶尖的专业期刊，都不用版面费、不用找人情，“别说发了，你投过吗？”“做不到又来道德绑架，算什么呢？”

　　杨飞说：“我只能说，这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中国普通高校的普通讲师如果个个都能在欧美顶尖杂志发表科研论文，那中国高校教师真是太厉害，厉害大发了。这个逻辑只有‘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可比。别说讲师，教授都难；别说湖大，北大都难。如果全国高校讲师每两年一篇论文，都发表在不要交钱的顶级杂志，你可以算算这笔账，这需要多少顶级杂志。”

　　【硬伤？】

　　他就此失去了批判的资格吗？

　　湖南大学人力资源处称对杨飞的转岗处理是严格按学校规章制度进行的，并用科研业绩有“硬伤”来定义杨飞的没有学术论文。其实今年杨飞并不是唯一转岗的人，湖南大学今年照章解聘、转岗、低聘、辞聘者，加起来不止百人。低聘的人员中，有不少是教授和副教授。

　　在杨飞发出那篇长微博的时候，已有人产生了对于杨飞“论文”质量的质疑，两天之后，杨飞应网友的要求，在微博里贴出了那两篇他称之为“还待完善的低碳经济研究论文”的网页链接，并且特别注明这不是论文版而是“科普版”。

　　然而此番情势发生了大逆转，这一条微博获得的近200条评论基本是众口一词的拍砖：这样的文章怎么算是论文？没有论证，甚至连论文的基本格式都没有啊；看不出起码的专业水平，也就是杂文、博文而已；甚至有人直接不客气地说：“即便算作科普文章，一个三流的科普杂志敢不敢发这样的文章都是疑问”；“这样的文章也有杂志收了钱就肯登，说明问题真不小”……杨飞再怎么说“特别讨厌八股式的论文规范格式，我一直写科普文章而非论文，主要因为论文很少人愿看”；“格式不对，一个小时我就可以给改过来”，未免已经显得无力。

　　杨飞挨这样的骂冤不冤呢？仅从他提供链接的两篇文章来看，的确，很难让人联想到“学术论文”。但其实他原本就不是当研究论文写的吧。在他的个人网站上，这两篇文章只是小小点缀，比肩而立，更活色生香的文章是70余篇的旅行摄影和专题摄影图集、摄影手记，8000多张图片，其他带着“抬杠”味道的杂文杂感，以及书稿《数码时代旅游摄影快速指南》和日记体小说《滇藏星空》。“低碳”、“气候变暖”两文，不过是他这个自认的环保主义者要跟主流观点“唱唱反调”写就的网文。

　　看了长微博并引发出共鸣的人们，认为杨飞就像那个站起来说出皇帝新装真相的孩子，直白地道出了高教学术领域的一地鸡毛。在为他击节叫好的同时，难免一厢情愿地附会上自己的意愿，拔高出一个“有思想有骨气有原则有勇气的青年学者”形象。但随着事件的发展，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反差：原来他不是“潇洒超脱”，而是“囊中羞涩”。

　　问题在于，在科研上有瑕疵的个人，可否同时具有道德洁癖？就像杨飞，其行为也许并非以道德挡箭牌做自己学术无为的遁词，而是确有自己的原则？

　　又或者，用凌厉泼辣的语句道出的重重现实弊端，会因为发声者本人缺乏过硬的“学术成果”就显得无力甚至滑稽可笑？他就此失去了批判的资格吗？而对他的评价这样忽热忽冷，是理性的逻辑判断，抑或不过是感情用事？

　　另一个问题是，考核一个大学的普通讲师，“教学”与“科研”这两把尺子，究竟怎么设定才是合理的，适当的？

　　人力资源部评价，杨飞的教学“平平”，“没有特别突出的”；杨飞的自我评价是：中等偏上，无论是按照教务处的要求老师之间互相听课打分，还是学生给老师打分，“最后那50名里肯定没有我”。他觉得不服气的一点便在于，“如果是学生把我赶下讲台，要求换老师，我没话说。但不发表论文就不准我上课，是啥道理？教师的本分是教书育人，强行规定老师搞科研，这种规则不合理，是本末倒置。”“学术和艺术都是偶然所得，学术任务化，就好比一听说牛顿是被苹果砸中的，领导就让所有老师都去买苹果。”

　　杨飞比较自傲的两点，一个是他上课从来不点名，课堂随时进出自由。“我觉得一个大学老师还要靠点名维持到课率太可悲了。大学老师应该靠学识、谈吐以及人格魅力来吸引听众。当然悲哀的是，我的自由课堂到课率只有50%左右。”再一个是他不照本宣科。“上学期把我忙坏了，开了三门课，有一门还是一周上两次课。周末和周四不上课我还要备课，因为你站上去就要不停地说90分钟。像我这么认真写讲义的老师很少了，基本都是用PPT。我的金融学讲义写了10万字，每年还在修改。”在杨飞的网站上能看到他的金融学讲义的开头部分，前言中写明本课程分为三部分：金融基础知识和金融产品市场分析；历次金融危机讨论；财经时事点评，包括分析媒体上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专家文章。并且特别提示“时事分析也将是本课程考试的重要部分”。

　　“这份活儿既然干，我还是想办法把课上好。”

　　不知所措的人生，可以吗？

　　杨飞的离经叛道其实不止这一件事，他自己总结为“一直非主流”。在“一封信”里他自曝考驾照时他是全车7人中唯一一个不肯买那一包烟的人，在日常生活里他宣称：生日宴、谢师宴、婚礼、葬礼本人概不参加。

　　在杨飞成为讲师之前，1992年他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设银行上班，5年中干过储蓄、会计、信贷、计划、财务、办公室等岗位，刚开始柜台上的岗位很辛苦，“取钱人多的时候，上厕所都要跑步。”后来到信贷岗位就轻松了，“吃呀喝呀打麻将呀，有时甚至上班时间也去打牌”。越干越觉得不爽，他就辞职投奔已在新加坡的姐姐和姐夫，重拾书本，在国立大学读MBA。为了缴10万多元的学费，他这个原来的月光族打过各种工：中文家教、站柜台、水果仓库的搬运工。

　　1999毕业那年恰逢东南亚金融危机，经历了4个月令人崩溃的求职过程后，他幸运谋到了电信公司的财务职位。然而三年之后，最后辞职的一幕在他曾经的描述里充满着戏剧性：老板拿着他完成的数据报告怒不可遏，“6页报告除了封面封底，再扣除大量留白、空行以及N多的数据罗列，我自己的工作量类似鸭蛋”，“这一资产调查项目一年前曾经被公司财务总监叫停，那阵儿我为它加班忙到昏天黑地。此番部门新老板重启，一开始我就不识时务地把财务总监那封邮件找出来，发给她和部门同事。我觉得这个项目除了让我们保持着忙碌状态，别的意义只有天知道”，“在老板发火一分钟之后，我拿出一个月前写好的辞职报告”。

　　这像不像“无论文故事”的另一翻版？

　　辞职加上几年“分居—离婚”的烦扰，他索性决定离开新加坡回国。2002年，杨飞独自背包行走云南西藏摄影旅行两个多月，也到上海参加了两次外资企业的求职面试，一度打算做职业摄影师，他最终选择了到湖南大学做讲师。不仅因为他的档案存在那里，也因为全家都是教师，父亲在湖南大学，母亲在中南大学教高数，姐姐到了新加坡依然是教外国人中文。大学老师不必坐班，还有寒暑假，正好让他这个“玩家”施展他的爱好：沿国道骑行摄影、天文观星、听音乐、弹钢琴、打羽毛球……也能就近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讲师5000元的月薪只是他到外企的零头，他却不以为意：我没再婚也没孩子，房子贷款都还完了。炒一点小股，我的嗅觉还算灵。我自己的生活也很简单，这都和那些拖家带口的同事不一样。

　　“这个世界因为多样性而可爱，如果每个人想的都一样，那还不如死了算了。跟我同届一直当老师的同学，都是教授博导了，我一直都是讲师。我这人没一点面子观，我妈就是个例子，退休后就知道，头衔、职位这些都是假的东西。”

　　谈到曾办过的影展、出版的小说，虽然几年后再看，他自诩“垃圾”，但都遵循了同一原则：出钱的事儿不干。“花钱买的东西是财主都能干的事，不能证明你真的有这个实力。”话语中“二流”这个词多次被他加诸己身，“我总觉得我的东西不够好。”稍停又说，“我一直把自己当做二流艺术家，没那么大压力。我得让自己开心，别给自己定位太高。人要有自知之明。”

　　最新的进展是，杨飞已经到图书馆报到，成为了湖南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的一名图书管理员。

　　湖南大学图书馆在岳麓山下，一个静谧的院落。楼外一步之遥便是古迹——自卑亭，旧时通往岳麓书院的大道便从自卑亭内穿过。这个亭名源于《中庸》：“君子之道，譬如远行，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

　　迩，近；卑，低。

　　如今的自卑亭悄然独立于路旁树荫下，亭内似乎有卖冷饮的柜台，幽暗中分辨不清是否营业。来来往往的路人行色匆匆，没有谁在自卑亭驻足，偶尔的，有人投过来漫不经意的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