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干预持续半年也不多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震后半年左右，灾区突然出现了自杀“小高峰”，并集中在干部群体。
2008年10月3日，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在自己的住所自杀身亡；2008年11月19日，绵阳市政府办人事教育处处长何宗华跳楼自杀身亡；2009年4月20日，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住所自缢身亡……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心理学系主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辛勇介绍，灾后心理援助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危机干预。危机干预一定要及时，才能化解心理障碍。
西南科技大学应用心理学副教授王斌表示，震后3-7天这个阶段是心理危机干预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间内及时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主要是情绪稳定化工作，“就好像堰塞湖一样，第一时间的及时疏导，可以避免形成威胁更大的堰塞湖。”
“第二个阶段是医治创伤。”辛勇说，“医治心理创伤是针对大范围的群体，我们主要通过群体性的活动，比如做游戏的方式，让大家面对灾难，面对丧失之痛，在相互慰藉方面找到群体之间的社会支持系统，特别是亲朋的社会支持系统。”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张麒把这个阶段称为“蜜月期”，大概会持续两个月。但随着生活秩序逐步恢复，他们面临的诸多困难现实地摆在面前，而大部分救援人员此时逐渐撤出，社会各界的关注也不会像最初那么集中，这会让受灾群众产生被忽略的错觉。这就是第三个时期，挫折期。
王斌和他的团队在汶川地震后两年里，对汶川地震中受灾极重的某县420名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地震后两年，他们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阳性率达到23.94%，换言之，即使经过两年时间，仍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存在心理问题。
“地震3个月之后，仍要对灾区干部进行心理问题筛查，建立档案，和系统持续的干预。这时候碰到的个案，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干预才能完成PTSD的治疗和心理重建。”王斌说。
西南科技大学的志愿者在汶川地震后的5年里，有上千人参与了心理援助服务，累计在灾区服务的时间超过四万小时。“从心理学心理发展过程来看，一个人个体心理的发展核心要素是一个信念支撑。”辛勇说，“这5年，我们大多数时间是在重塑信念和价值。”
信息更新要更及时有效
从雅安地震后的灾情信息传达的有效性来看，还大有可为。
中国邮政、顺丰快递等众多物流、快递公司都表示免费邮递寄往灾区的救灾物资。但是，受信息所限，很多人寄去的东西科可能并不是灾区的急需品。
在燕山大讲堂上，华夏公益雅安救灾信息平台协调人郝南表示，一些救援人员传出的救灾信息不够专业，让救援不能很好开展。比如，“灾区有一所学校缺衣服，没标明时间，结果到现在还有人往那儿寄。其实早就不缺了。”
有报道称，芦山地震后的前3天，堵车在震区几乎成为常态，大量运送物资车辆在路上堵成长龙，导致芦山县城周边村庄物资供应不足。一些距离县城较近的村民驾驶摩托车、三轮车，甚至步行，自行前往县城寻找物资，导致供应进一步混乱。不少村民在前3天只得到极少食品，而个别村民自行拉回了很多东西，被乡亲们形容为“几乎够开一个超市”。
“这涉及到救援人员对于未来灾情的判断，”郝南说，“有价值的信息不仅应该是这一个时间点的，更要有一定的提前量。”在灾区，运输不畅，很多救援物资缺少的信息传出后往往要等到三天五天后才能运到，“一线救援人员你要考虑到几天后灾区还缺不缺物资，缺多少。”
同时，“已经解决”的消息传不出来，也会造成救援资源的浪费。
“有很多一线队伍就传出信息说‘某某村庄受灾’，这种信息其实没多少作用。”郝南说，有价值的信息应该是包括村里有多少人，多少人受灾，受灾情况如何，救援队伍的情况，等等，这样才能方便后方协调。”
郝南建议，一线救援人员要有比较专业的灾情评估能力，也要培养专业的信息员，“专业地将灾情准确地传达出来，便于二线队伍进行支援工作。”
目前的情况，可以说是“各行其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说，各民间救援组织都有自己的网络，每家都用自己的平台，缺乏一个联动机制。政府有时候都不知道与谁联动。
郝南表示，信息工作很繁琐，要经历收集、分类、核实、分析、发布等环节，需要大量的人手，也需要更多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整合一个统一的平台。
网络谣言需要应对机制
在人民网统计的雅安地震十大谣言中，有3条是关于地震预报的。一位网民声称成功预测了芦山地震，“3月19日夜晚，一场龙卷风袭击了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看着吧；在它消失的西北方阴天处；大约30天左右，会有一个不低于7级的地震；不见不散。”只是，类似的预测他已经说过1500多次，准了5次。
虽然地震准确预测是世界难题，但这样的谣言屡次都能在“谣言市场”中占到不小的份额。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当网民发现地震局花了纳税人的钱却鲜有作为时，民间的信息供给正好符合了大家对于预报地震的期待。
地震后有关救援、募捐的信息也往往会成为滋生谣言的主要领域，正是因为它们吻合了社会关注度。当这些话题与慈善组织遭遇的信任危机纠缠在一起时，主观臆测就有用武之地，大量谣言随之而来。
“目前，舆论场当中有两个不太好的现象，一是用谣言来倒逼真相，二是用假话来打击‘舆论的丑角’。”沈阳说。
从“500万买路钱”的刻意歪解到“红会副会长的名表”等老调重弹的旧谣，红十字会忙辟谣忙得不亦乐乎。然而，中青舆情监测室发现，谣言的转发和评论量总是要超过辟谣声明。即使是粉丝的增长速度，造谣者也超过了辟谣者。
沈阳建议，微博平台要改善机制，比如说在明显的位置推荐辟谣的人，以正视听；对于发表造谣言论的，要给与处理，如造成恶劣影响，最高粉丝者和第一个转发的认证用户也要禁言数天。
“媒体应该充分发挥自己把关人的作用，转发应该慎重。如果有报道的需要，应先去求证。”沈阳说，对一般网民而言，信息素养的提升是个比较慢的过程，只有不断地使用这些媒体工具，多思多想，才能避免听信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