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在应试夹缝中守住“底线”
案例一：洋派家长向“小升初”妥协
许妈妈的儿子今年暑假逢“四升五”，也就是说，到了“小升初”的关键时刻。许妈妈和丈夫曾双双在国外工作8年，比较接受西方人的教育观念，即“第一名”并不是幸福人生的必要条件。“我们曾看到许多学校里的尖子，后来生活得并不快乐。”她对孩子的唯一期望，就是拥有快乐的人生。
然而，许妈妈也明白，就算不当第一名，中、高考却依然和孩子的幸福未来有着密切联系，其基础则是“小升初”。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她把儿子送去学奥数，持续学了两年，儿子都还挺有兴趣，但第三年，为了冲刺，她不仅换了一个辅导班，每周末补课时间还增加到了3小时。“没想到一下子就学伤了”。许妈妈看到自己的孩子觉得太累，不愿学，索性退班了。但现在，到了小学五年级，为了“小升初”，许妈妈感到，真是不得不学了。“小升初考的是语文、数学、英语，其他两门都可以自己教，只有奥数，自己会做，但没法讲方法，只好请别人教。”这位声称自己从不逼迫孩子为了考试而学习的妈妈，这次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并称“实属无奈”。
在这样的状况下，素质教育只能成为“应试”的一种补充。长号、爵士鼓和跆拳道，这是许妈妈在奥数之外给儿子报的三个兴趣班，每一个都有长远的目的。例如跆拳道强身健体，乐器可以慰藉心灵，爵士鼓则能培养团队合作意识。但对家长和孩子来说，取舍仍然是困难的。“这些才艺，孩子喜欢固然好，但升学的时候都不如奥数成绩有用。”即便是许妈妈的儿子也“懂事”地告诉记者：“我最不喜欢奥数，但不学的话，妈妈说上不了好学校。”案例二：优等生的爸爸其实很懊恼
在一些家长看来，卜爸爸可能有些“狠心”：暑期两个月，38摄氏度的高温天，他坚持不送女儿去补习学校，而是让她自己每天顶着烈日坐地铁来回。他的女儿就读于一所市实验性示范性中学，今年高一升高二，暑假甫一开始，立即前往补课机构忙着补课，一共四门：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用卜爸爸的话来说，“我女儿是用了12分的努力，只获得了8分的成绩。”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考大学。本来，他为女儿联系了自己在国外的学生，想让她在暑期出国游学两周，但孩子并不乐意。为了说服女儿，他不得不这样说：“出国开开眼界，说不定对你以后参加大学自主招生面试也有用。”女儿终于点头了，结果安排行程时，她还是提了要求：“不用两个星期了，一个星期好不好。”
为了孩子要不要补课这个问题，卜爸爸的家中已召开不止一次“家庭会议”进行激烈争辩。“我的学习经历是‘声声入耳’，而她妈妈则是典型的除了读书声，什么都听不见。”作为一名留学美国的临床心理学博士，卜爸爸自认从小就是“整齐划一中的另类”，从幼儿园起就总想着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直到现在，他在给病人看病时也总能旁征博引，微生物学、病理学、药理学，能想到别的医生想不到的解决方式。
但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这种“旁征博引”其实是不被鼓励的。
卜爸爸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女儿被一道平面几何题难住了，向他求助，结果他“卖弄”了一番自己的学识，用一种讨巧的方法解开了，可女儿却说，解析方法在书本这个章节还没有讲，不能这么做。“不考就不学，不教就不能做，教育怎么能教得这么死。”说到这儿，卜爸爸叹了口气。
从小上“好学校”，考试经常考高分，老师眼中的乖乖女……虽然在外人眼里，卜爸爸的女儿怎么看都是优等生，但这位教授爸爸知道，孩子其实已经被“毁”了，他甚至有些懊恼，不该送孩子去如此追求升学率的所谓“好学校”。“高中三年应该是拓展自己兴趣、丰富眼界的好时机，却在做习题中就这么浪费了。”
老师：走在“应试”与“素质”的平衡木上
学业减负不仅让广大中小学生和家长感到无从“减”起，连很多资深教师也因为学生们的减负滋生了诸多困惑。
在一所以“素质教育”见长的名牌中学，一位任教老师向记者透了一个底：该校高中生中，有一半学生显得“学有余力”，除了应对高中课程，不少同学一般都能从事一项社会实践、调查或者和自己学科兴趣相关的科研小项目。因此，在大学自主招生中，学生们很占便宜。
“但这些学生能够考进我们学校，本身的水平已经很高了。”和新高一学生搭搭脉，她发现很多人在初中的时候就学习了高中的课程，而初中的一些科目则在小学就开始碰了……
这可能是减负背后的真相：看上去学得轻松、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学生，多数都是“抢跑者”，比同龄人超前学习，才有竞争上的优势。
但在一些市实验性示范性中学的课堂上，惯于“抢跑”的学生，也成为老师任教的压力源。执教高中语文的胡老师，教龄4年。她直言，“补课机构的高效率”应试“已经彻底毁坏了学生们的听课胃口”。
在一次课堂上，学生当面提出：“老师，能不能少讲点现代文，多讲文言文？”这番话令胡老师震惊之余只有苦笑：学生并非喜欢读文言文，只是因为现在的高考文言文阅读比例大于现代文，才有这样的要求。有些学生则更直接：“老师，这些东西不考，能不能不要讲？”
“总体感觉，这几年上头强调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但学生却越来越应试。”她认为，这与社会环境有关。只要考试方式和对学生评价不变，减负就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在她的学校，就有一位老师因为无法适应学生们“应试”的要求，选择了出走，改投其他学校。
“现在的教育是一种‘反教育’。”胡老师为学生们感到痛心，她希望把真正的“语文”教给学生，“不是那种分析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而是想让他们学会阅读和思考的方法，能从文章里读出自己的东西。”但她现在也对自己的教学理念产生了怀疑，面对学生们的不良反应，她有时候会想，“他们真的需要这些吗？”
小心翼翼地行走在“素质”与“应试”的平衡木上而不摔下去，如今被很多中学老师视为一门艺术——能达到者，寥寥无几。
一位任教于沪上“四大名校”之一的老师注意到，眼下，相当一部分民办中学以高升学率吸引生源。而高升学率的生成过程是：用高薪吸引“会讲”的师资，营造一种每个人都很“拼”的氛围并时时排名。“看上去这些学校口碑不错，其实无形中输出了一种不好的观念：把教育变成生产流水线，学生都按照一个规格生产。”
以广受诟病的奥数为例，这位在学校带教重点班的老师曾出于好奇心，找了一份网上流传的“小升初”数学试题。他表示，这份试卷对于小学生而言是非常难的，试题所体现的不是超纲知识点，而主要是思维能力的考察，以此作为选拔标准确实能选出聪明的孩子。但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实下，“唯升学论”以及单一的评判标准几乎造成了另一种“恶性循环”，家长们忍痛赶着孩子们往同一条路上走。单一的选拔标准牺牲的是一个人成长期中最为重要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让他们在本可以接受大量真正教育的时间里，做着违反教育本义的事。
“即便考思维能力，如果考核内容相对固定，一定的训练就可以解决这类问题。”这位老师表示，他见过许多依靠大量训练一路竞赛保送进大学的学生。“有一个，在大学数学系呆了6年没能毕业，回去了。”
“在中国，有一个很庞大的家教或者辅导班系统，它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应试。尽管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但据估计，有超过80%的家长会把孩子送到这些辅导机构。”在《超越上海》一书中，塔克写道，批评意见认为“这样是以一种系统的方法来把知识‘喂’给学生，而没有提供机会让学生自己学习。他们很少接触自然，也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尽管这样学生学会了一些知识技能，但他们并没有学会如何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