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青会和全运会在赛程上的紧密衔接，使得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工作人员在8月和9月几乎“超负荷运转”，“2013年第二季度(4~6月)，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检查数量达到4768例，赛内检查1834例，赛外检查2934例，其中国家体育总局计划检查数量为3200例，其余单位委托检查1568例。”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说：“这3个月一共查出来7例阳性，另外，还有通过生物护照检查出来的一例兴奋剂违规，去年同期仅有一例，这说明全运会是兴奋剂问题的易发年、高发年，反兴奋剂工作任务艰巨。”
兴奋剂使用者大有人在
按计划，本届全运会兴奋剂检查数量将达到创纪录的2575例(和山东全运会相比增长12%)，其中包括血检275例，全运会提前进行的竞走、马拉松、网球、现代五项和女排等项目一共检查226例，同时，还有24例运动员的生物护照被查。
但女子马拉松运动员王佳丽生物护照兴奋剂违规并非发生在全运会期间，从2012年5月到2013年1月，反兴奋剂中心经过长达半年的监测，才初步判定王佳丽兴奋剂违规，而在听证会上，王佳丽及其教练也并未给出合理解释。
不出所料，反兴奋剂中心查出来的7例阳性案例全部来自“兴奋剂监测重点项目”：田径3人(青海、河南、辽宁各一人)，拳击1人(云南)，皮划艇1人(福建)，健美两人(江苏、新疆各1人)，除两名健美运动员之外，其余5人要求检测B瓶尿样，但结果仍为阳性。
“生物护照的建立与使用，对于冒险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而言有很强的震慑力。”赵健表示，“科技手段的进步也使得反兴奋剂的工作更有成效。”
正是科技的进步令世界范围内的反兴奋剂斗争越发精彩——30年前的“大力丸”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反兴奋剂组织的努力，也在多项世界大赛上得到了证明。
以刚刚在俄罗斯莫斯科结束的田径世锦赛为例，这项被认为是体育界顶级赛事的大赛并无任何新世界纪录产生，绝大多数金牌选手成绩平平，由此不难看出，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近年来的不断努力成效显著——田径运动历来是兴奋剂“重灾区”，世锦赛前夕，美国短跑明星盖伊和牙买加短跑名将鲍威尔均被查出服用禁药，盖伊解释“信错了人”，原因是他的按摩师(同时也是抗衰老专家)给他服用的草药中含有违禁成分。美联社的报道表示，这和“发生在巴尔科实验室(为美国女飞人琼斯提供禁药)身上的事如出一辙”。
虽然，反兴奋剂观念深入人心，但实施反兴奋剂手段还是会受到各种干扰，被称为国际体坛最大兴奋剂丑闻之一的富恩特斯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
丑闻制造者竟逃过法律制裁
今年5月，西班牙马德里法院以“危害公众健康罪”，判处原西班牙凯尔门职业自行车队队医富恩特斯一年监禁缓期执行，根据西班牙《公共卫生法》，“以输血方式协助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富恩特斯还被禁止从事与体育相关的从医活动4年。
法院判决书中写道，“至少从2002年起”，富恩特斯就开始为运动员提供“使用血液兴奋剂的服务”，具体做法为抽出运动员约450毫升血液，赛前再将血液回输到运动员体内，“这一程序可以增加运动员血液中的红细胞含量”，富恩特斯提供的“定制服务”会根据运动员的赛程安排制定抽血和血液回输计划，“帮助运动员提高比赛成绩，并避免在兴奋剂检查中落网”。
事实上，马德里法院“缓期一年”的判罚结果令国际奥委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十分遗憾，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甚至用“特别失望和不满”来表达愤怒，西班牙国家反兴奋剂机构主管穆尼奥斯声称“判决只证明了一小部分真相”，“尽管，判决书认定输血属于使用兴奋剂，但法院命令销毁血浆袋等使用兴奋剂证据的裁定，使反兴奋剂组织失去了进一步检测取证的机会”。2006年，西班牙警方经过长达两年的调查，突击搜查了富恩特斯的诊所和住宅，并查获大量禁用类固醇和超过100包血液制品以及进行血液输注的医用器械。尽管警方行动时，西班牙法律尚未禁止使用兴奋剂(西班牙反兴奋剂法规2007年生效)，但警方始终没有公布富恩特斯手中那份包括世界顶尖车手在内的58名客户名单(其中包括网球、足球、拳击和田径运动员)——这是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最想得到的信息，但马德里法院拒绝向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移交冷冻储藏在巴塞罗那的血袋，并根据西班牙《隐私保护法》作出“全部销毁”的决定，因此，这份名单至今还是个谜团。富恩特斯的律师曾表示会将名单“高价出售”，“故事的主人公包括西班牙足球联赛冠军球队成员、伦敦马拉松赛冠军和一些奥运会奖牌获得者”。
国际舆论认为，这一事件甚至会影响马德里申办2020年夏季奥运会——在伊斯坦布尔、马德里和东京3个奥运会候选城市当中，马德里优势不大，今年9月，国际奥委会将决定2020年奥运会举办城市，而在今年夏天马德里法院对于富恩特斯案件的判决，以及判决引发的众多国际体育组织和反兴奋剂机构的不满，对于马德里申办奥运会“绝对是一个严重扣分因素”。
基因工程或催生“人造运动员”
据记者了解，如今检测血液回输的方法日趋成熟，生物护照的建立更是大势所趋，但这一切技术手段在“高科技兴奋剂”面前还不足以彻底剔除体育道德层面上的“毒瘤”——基因兴奋剂所带来的巨大威胁，是国际反兴奋剂组织未来10年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基因兴奋剂起源于基因治疗技术，遗传学和医学专家通过修饰相关基因治疗人体疾病，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基因疗法在刺激肌纤维生长、加速韧带、肌腱和受伤关节恢复方面的临床效果，吸引了一些为提高运动成绩不惜铤而走险的运动员，有运动员甚至开价10万美元要求进行基因治疗。由于没有任何异常物质进入患者血液，当时的血检和尿检无法查出实施过基因治疗的痕迹。”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基因研究组组长西奥多·弗里德曼博士今年6月造访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他在“反基因和细胞兴奋剂研讨会”上发言说，“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2001年启动了对基因疗法进入体育领域的讨论，2003年《禁用药物名单》中增加了禁止使用基因兴奋剂的规定，但至今为止，任何体育赛事中均未实施过基因兴奋剂检测。”
将经过选择的一部分带有特定DNA密码(可促进肌肉生长或提高耐力)的基因植入人体，人体的运动能力便会相应增强。目前，已经有科学家预测不久的将来或许会有“转基因运动员”出现，而类似于“机械战士”的“转基因运动员”，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关于奥林匹克甚至体育运动的传统概念。
英国医学家耶萨利斯认为，人类基因重组计划的成功，将使生物技术公司购买运动天才的基因密码成为现实，“就像调配一杯鸡尾酒，我们在实验室就可以制造出称霸赛场的运动员，体育比赛或许会变成生物学的竞争，而且这是传统兴奋剂检测很难涉及的领域。”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提供的编译资料表明，“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一种有效的方法，不用通过多重肌肉组织活体检测，而是通过检测血液、尿液和唾液就可以确定运动员是否使用基因兴奋剂。”弗里德曼介绍说：“这项检测技术还处于初始阶段，令人感到鼓舞的是，我们找到了异体基因被植入体内的证据，但现在的问题不是研发出检测方法就算成功，我们还要在法庭或仲裁庭上对检测结果的确定性进行有效证明，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基因兴奋剂问题，不仅仅是国际体育界面临的难题，同时也存在于生物伦理学和社会伦理学研究领域，“运动员有权利接受基因修补治疗，但如果修复后继续使用该技术以达到基因增强的效果，就跨越了从‘修补’到‘增强’的界限。”美国人类基因治疗中心主任格罗里奥索博士称，“体育运动是人类社会基因优化的先行者，但遗传学正在挑战体育运动的社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