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途径，是让大学取得办学自主权，使高等教育机制与社会需求形成良性互动。
1 699万是如何“炼”成的？
解读：开始于1999年的大学扩招
今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学生？为什么就是“史上最难毕业季”？
尽管国家有关部门通过数据举证，今年并非“史上最难毕业季”。但网络舆论并不买账，传着传着，似乎“史上最难”已成定局。
我们的解疑就从699万这个数字开始，这么多的大学生是如何产生的。
1998年，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内出现投资下跌、消费不足等经济疲软的信号。此时，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上书国家相关机构，要求通过高校扩招“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
1999年，汤敏的建议得到采纳，高校开始扩招。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历年数据显示，从1999年到2008年，我国高校年招生规模从108万增至599万，增长456%，年均增长18.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9.8%升至2008年的23.3%。
如果把高校比作一个蓄水池，源头流入的招生人数持续高涨，结果自然是4年一过、毕业“开闸”时，波涛汹涌。一组数据显示，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在2002年是145万，2009年激增至610万的高“水位”，最终达到2013年的699万“峰值”。
2 “史上最难”与生育高峰是否相关？
解读：并非主因；大学扩招速度比适龄人口增长要快许多
与699万这个数字相比，人们对“史上最难就业季”更直观的印象还是招聘会上人山人海，而近期“上海博士硕士应聘城管”、“大学生起薪低于农民工”等事件话题，更加深了“史上最难就业季”与人口出生有关的印象，想当然，应该如此。
但黄文政摇着头，在晨报记者面前摊上一张白纸，划上一条曲线，开始讲解从1950年到2050年我国新生儿的数量变化。在1970年前后，我国新生儿数量约3100万；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全面推行，新生儿数量显著下滑；但在1992年前后出现了一次生育高峰，出生约2800万人。“这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的这一代生育了，而20年后的今天，这群90后的孩子大学毕业了。”这也就是说，今年的毕业生“峰值”，源头在1970年前后的生育高峰。
黄文政的结论是：造成今年699万大学生难就业的原因，人口基数庞大约占10%的影响，“另外90%的责任还是高校扩招”。他的依据也是《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从1999年到2008年，我国大学招生规模从108万增至599万，年均增长为18.7%。但同期的报考大学适龄人数从1999年低谷的1940万增至2008年高峰的2730万，年均增长只有3.6%，“扩招的速度远远快于适龄人口的增长速度”。
3扩招为何成“祸首”？
解读：大学扩招初期没有解决好资源和学生数量的匹配；扩招从长期看有好处
数据的比对，说明大学扩招速度过快。但为什么就产生“就业难”了呢？
实际上，自1999年高校扩招启动以来，围绕扩招的争议便从来没有停息过，如今“史上最难就业季”再次将这一问题推到了前台。西华大学教师栗多树撰文指出，当初汤敏建议大学扩招的理由之一是“缓解就业压力”，但这项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带来的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影响却是“大学生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了”。
无锡高等师范学校科研处高级讲师叶亮介绍说，扩招初期，面对突然涌入的大学生，一些大学在教育、后勤等资源方面完全无法支撑，导致出现教室座位不够、学生暂时在教室打地铺等现象。而教育资源和学生数量无法匹配，使得教学水平下滑，高校附近群租成风，大学生整体水平遭受诟病。此外，突然激增的大学生数量使得大学生就业难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大学生起薪一再降低，甚至出现工资无法偿还助学贷款的案例。
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姚先国教授则表示，大学扩招产生的就业与收入效应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糟糕，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扩招有利于大学生群体的就业”，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要比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优势，所以大学教育回报率显著高于非高等教育的回报率，虽然大学扩招一定程度降低了回报率，但并未改变基本态势。
黄文政认为大学扩招有利有弊：从短期来看，扩招造成大学毕业人数高速增长，使得就业变得困难，但从长期来看，扩招提高了民族教育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培养了一大批拔尖的科研领军人才，使得我国能够在信息化时代的科技比拼中保持优势地位，“拿我国在航天领域取得的成绩来说，大学生数量激增提供了智力支撑。”
黄文政表示，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是低端就业市场面临一定程度的劳力短缺，职业技工学校的毕业生甚至供不应求，“这说明，现有的大学教育所提供的技能不足以完全适应市场的需要”。扩招是必要的，问题是如何扩。
4未来大学生会越来越多吗？
解读：中国人口进入衰减期；“史上最难就业季”或成绝唱
基于以上3个解答，人们不禁又要着急：大学扩招问题短时间内难以发生变化，大学生数量还将攀升，“史上最难就业季”岂不是还会继续上演？对此，黄文政又摇了头：根据我国人口生育率现状，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在经历699万的高位后，将面临萎缩。
生育率是考察人口趋势的关键因素，一般指家庭平均剩余孩子数。按照估算，我国的替代水平在2.2以上，意味着每个家庭平均剩余2.2个孩子，才能保持人口数量的稳定。但根据2010年我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上海为0.73665。
“如此低的出生率，意味着我国人口将持续衰减，而这个幅度远超想象，”黄文政举例说，以生育率1.5计算，每隔一代人(25-30年)，出生人数将减少32%，当生育率处于1.1，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一半。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人口总量或以每年1000万以上的速度衰减。
按照预测，我国人口数量衰减，反映在我国高考适龄、报考、录取人数统计数量上，也将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黄文政解读说，自2008年起，我国高考适龄人数和报考人数便呈现下降趋势，但录取人数受扩招影响不降反升。“令人尴尬的是，未来报考人数急剧下降，高考录取人数也不得不减少。未来要担心的不是大学生太多，而是太少。”
5人少就好就业了吗？
解读：长期看并非如此；人口越聚集的地区，就业越充分
刘沙是一所知名高校计算机系的应届毕业生，她应聘一家手机软件开发企业，结果由于竞争的人太多而未被录用。刘沙父母第一个念头便是如果人少一点的话，就业可能就没这么难了。对此，黄文政表示，“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
黄文政解释说，从短期内来看，人口减少就业会好转，但长期来看可能相反，因为人口的急剧衰减会让消费和生产同步萎缩，投资意愿低迷，技术创新失去活力，经济发展将步入停滞甚至衰退阶段。
从经济学的角度，就业难是经济体内消费和生产出现失衡，与人口数量并无关系。就业岗位产生的前提是消费需求刺激生产，从而产生就业岗位，如果人口少一点，那么手机市场的容量便会变小，从事手机软件开发的企业便会减少，需要招聘员工的手机软件企业或许根本不存在，“当就业岗位都不存在，何来就业难的命题？”
“实际上，人口越多的地区，就业越充分”，黄文政介绍说，在过去的30年，中国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迁徙，主要是受就业机会的感召，“如果人口少有利于就业，那么人口应该往农村迁徙”。
那如果人口减少，就业将会出现何种情况呢？黄文政表示，如果人口减少，教师、出租车司机等职位也相应减少，而一些类似高铁、航天等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可能整体消亡。
黄文政还引用数据表明，在中国除直辖市以外的27个省区，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失业率倾向于更低，而世界166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结果也支撑“人口越密集、就业越充分”的论断。
6高校发展将有“寒冬”？
解读：高校的经济债；人口衰减，将来即使100%录取都难招足人
在度过1999年扩招之初的捉襟见肘之后，全国许多大学都掀起建设热潮，在郊区纷纷拿地新建校区，通过转移部分学院甚至新建二级学院的方式扩张。相应的，高校师资队伍也急速扩容，到处招兵买马，但落下人员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还有巨大的高校借贷金额。很有可能，高校将为自己在扩招上的“大步”和“错步”而“埋单”。
高校贷款扩张早就不是秘密，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蓝皮书称，公办高校在银行的贷款规模达1500-2000亿元。厦门大学教授邬大光在调研后认为，此数额可能高达2000-2500亿元。以一所大学借款10亿元计算，年利息就达5000万元，招收1万学生，学费收入才4000万至5000万元，还贷期限即使可以长达20年，还是难以解决问题。“为了还债，高校不得不再扩招、再提高学费，不断增大教育成本、加重百姓负担，从而走上一条恶性循环之路。”
然而，由于我国人口即将处于衰减期，这样的高校发展道路还能否维持？黄文政介绍说，自2008年开始我国高考报考人数便开始下滑，尽管受扩招影响高考录取人数继续攀升，但在数年之后，“即便录取率为100%，我国大学生人数也会出现严重的下滑”。
叶亮表示“很担心”，不少分校或许将成为“空壳”，而大批高校教师也将面临下岗。
7化解就业难，从何下手？
解读：经济转型，创造更多岗位；大学自主办学，合理设置学科；建立有效的公平就业机制，消除歧视
所谓“史上最难就业季”在眼前，探究成因是一方面，但更迫切地是找到化解之道。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分析认为，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因素如下：首先，大学缺乏自主权，导致所有大学千篇一律，学科设置大同小异，培养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可替代性很强，缺乏就业竞争力；其次，大扩招带来的高校规模办学，一窝蜂上所谓热门专业，导致出现一些门类大学生过剩的结构性失衡；最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并不协调，存在一定程度的断裂。他举例说，第三产业是最能吸收、容纳大学生就业的领域，但如今我国第三产业相对不发达，而这取决于国家产业政策，又受制于大学生素质，所以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姚先国教授深表赞同，认为应该在大学生劳动力需求扩张上做文章，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大学生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群体的就业问题。
熊丙奇还表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途径是“政府放权、回归本位”，让大学取得办学自主权，使高等教育机制与社会需求形成良性互动，打破垄断产业，提供就业机会。
黄文政在谈大学生就业前景时分析说，根据未来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还会持续几年，但随着毕业人数的稳定乃至减少，加上就业期望的调整，几年之后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会趋缓。而当前大学生择业时常遭遇“户口地、重男轻女、只接受211、985院校”等歧视性条款，所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顽疾还必须探讨建立长期有效的公平就业机制，“只有打破相关限制，才能引导大学生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