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中国印学宝典,具有突出历史、艺术及版本价值的孤本原稿《西泠八家印存》和丁敬刻两面印在2011年9月被日展会员、全日本篆刻联盟副会长内藤富卿遗失。事件发生以后,尽管印存原持有人、在日华人丁如霞与内藤富卿进行了多次交涉,并提起诉讼,但这一事件至今没有得出结果。
丁如霞女士日前接受专访时表示,《西泠八家印存》是家藏孤本,其价值难以估算,如果真正遗失,不仅是百年丁氏家藏的遗憾,更是印学界和西泠印社的重大损失。鉴于印存孤本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远在数千万日元以上,内藤本人坚持只赔偿200万日元,两者相距甚远。该事件得不到圆满解决,可能留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大污点,影响到中国艺术界对日本的信赖,也会影响到今后的中日文化交流。
离奇失踪
为了推广西泠印学、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西泠八家印存》原稿三次在日展出。事出2011年8月5日,内藤富卿为举办“鉴古印社篆刻展西泠前四家书画展”,向丁如霞提出借用《西泠八家印存》的要求。出于对日本书道界的信任和推广西泠艺术的愿望,丁如霞把八家印存和西泠八家之一的丁敬的一方两面印无偿借给了内藤。
展览会期为8月15日-21日,结束后一直未还。9月5日,丁如霞在一个古董拍卖会上见到了内藤富卿,催其归还印存等借品,内藤答应9月10日去埼玉县浦和上课时顺路带给住在川口的丁如霞。10日下午3时,丁如霞如约到川口车站,等了15分钟,始终没有内藤的联系。丁如霞觉得奇怪,给内藤打了电话。没想到内藤竟然在电话里告诉丁如霞,物品丢了。
据内藤富卿称,他当天把原装在黄杨木书盒内的印存和印章一起放在一个白色的纸袋里,带到浦和ROYAL PINES HOTEL的“读卖文化中心”去上课。下课后,他带着纸袋进了教室旁边的厕所,把纸袋放在便池上面的架子上。用完厕所后匆匆离去,走到车站要给丁如霞打电话时发现手上没拿纸袋,赶回酒店厕所,放着的纸袋不见踪影了。
内藤随后到车站前的警察所做了失物申报,仅是填写遗失单。丁如霞赶到现场后,向警察讲述了失物的贵重,警察才和他们两人一起去现场了解,却没有结果。内藤希望丁如霞再等几天,看看失物会不会被送到酒店前台或是警察所,这在日本也是经常有的事。但是等候了三天没有内藤的一丝消息,丁如霞感到担心,打电话给内藤要求面谈,提出在所借物品归还前须要有抵押物。内藤先是拿出其他人的印刷品印谱做抵押品,丁如霞不接受,则内藤提出以赔赏200万日币了结此事。丁如霞感觉到内藤根本没有诚意解决此事,案发的近1年后,向法庭提出了起诉。
诉讼焦点
怀抱着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愿望,丁如霞一直都无偿提供《西泠八家印存》用于展览,但这次蹊跷的遗失事件导致损失惨重,也使得赔偿问题浮出水面。
据内藤所说,他把印存和丁敬刻两面印放在白色手提纸袋中去教室上课,但在教室中没有人看到过内藤拿了白色手提纸袋,所以丁如霞不相信内藤因遗忘而丢书的经过,于2012年7月委托律师向东京地方裁判所提起诉讼,东京地方裁判所也怀疑内藤有吞没物品的嫌疑。要求内藤富卿在指定时间归还孤本原稿。内藤心中有鬼,对于诉讼采取消极对应,即使接到了法院的通知书也拒不到场。2012年底,东京地裁一审判定内藤富卿应归还“印存”原稿和印章,丁如霞胜诉。于是,法院对内藤家中和其事务室都进行了强制调查,没有发现书遗失物的踪影。
因为第一阶段诉讼要求原物归还无果,同时感受到内藤的不诚实言行和卑劣态度,丁如霞不得不委托律师于2013年1月二次起诉,请求赔偿。在评估了《西泠八家印存》和丁敬刻两面印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后,再加上旷日持久的精神赔赏费,原告方诉状请求3000万日元(约180万元人民币)的损害赔偿。
对此,内藤富卿于2013年1月16日也向浦和警察所提出“告诉状”,竟以“受害人”的面目出现,申报2011年9月10日丢失了价值200万日元这么两件的物品,要求警方调查追寻犯人。
丁如霞表示,丢失了从先祖手里继承下来的珍贵遗物,非常难过。3000万日元的诉讼赔偿是根据对方的偿还能力而提出的最低标准,实际上这本书的价值远远高于这个价。而内藤富卿说:把书弄丢是我的过失,感到非常抱歉。我心里很想给予赔偿,但这本书并不值3000万日元于是,该书的价值成了官司的主要焦点。
谜团重重
事件虽然已经发生了一年半,但事情的整个过程依旧扑朔迷离,疑点重重。丁如霞认为整个事件没有人证物证,是最大的疑点。
其一、丁如霞个人觉得“印存”丢失得很蹊跷,各种迹象表明这似乎是有人提前做好了局。
其二、丁如霞指出,事发前后只有区区十分钟时间,又是在闲人进出极少的酒店厕所,不容易丢东西。
其三、丁如霞说,按照日本的习惯,一般丢失东西,95%以上都能失而复得,印存和印章,都是很专业的东西,不是行内专家一般不会了解其价值,所以拾到的人一般会交到警察所,拿走的几率不高。
其四、丁如霞最不可理解的是,整个事件至今没有人证。到目前为止,找不到人看到过内藤是拿着白色纸袋去上课、然后进厕所。
综上所述,丁如霞不排除内藤富卿有“贼喊捉贼”的嫌疑,寄望法院能做出公正的裁决,弥补损失于一二。内藤方面则坚持称:即使法院强制搜查也没有结果,因为已经丢失了的物品不可能失而复得。
西泠印社执行社长、现年86岁的刘江先生得知事件后非常痛心,希望这件悬案能够水落石出,得到圆满解决,不影响到中日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