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冬的严寒里，贵州毕节，手被冻伤的女孩。
一夜之间，在农民工刘红卫因饥寒交迫和疾病缠身而死去的高架桥下，摆上了花草。
数百个花盆于死亡事件发生20多天后突然出现，并非为了哀悼或纪念。它们和郑州市中州大道高架桥下另一些路段搭建的铁栅栏一样，是为了挡住有人在桥下露宿的可能。
一位在路边等活儿的农民工说，自己并非无家可归。尽管郑州的气温已经降至零度以下，但因为附近不分昼夜都有货车需要卸货，所以工友们宁愿露宿桥下，这样更容易找到活儿干。
正值隆冬，寒潮来袭，纵贯南北，不断刷新中国各地历史低温纪录。极寒天气将屋内屋外分成两个世界，也将露宿街头农民工的处境席卷至人们眼前——努力活着，哪怕在风雪中。
然而，一周多以前，“穿制服的人”没收了他们的被子，对他们进行驱赶。理由听起来倒是暖洋洋的——“关注农民工生命健康，天气寒冷，桥下不宜露宿。”
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也被写上大红条幅，悬挂于中州大道高架桥下的不少路口。一些条幅上还附上了“求助电话”。
但问题也显露无遗：谁会主动拨打这些号码？
在沈阳，气温已降至零下26摄氏度，市救助管理站一天三班进行巡查，然而，一个多月以来，救助车的座位常常空着。在哈尔滨，有些被救助者在救助站待上几天后，就重返街头。而在河南漯河，一位民政局长甚至需要单膝跪地，请求一位老人接受救助。
事实上，许多媒体的调查和走访都发现，绝大多数露宿者不愿意去救助站避寒。有的出于生活习惯的考虑，有的则是抵触政府部门，有的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做救助——“还要填写登记表？算了吧！”一位露宿者如是说。但如果因此而用花盆占据他们栖身的桥洞，用铁栅挡住他们谋生的道路，用强行驱赶限制他们自主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刚性救助”无疑是剥夺了他们最后的立足之地。
说起来，街头露宿者的构成确实复杂，有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有职业乞讨者，也有迫于生计或遭遇突发性困难的人。
根据现行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露宿的农民工并不属于救助对象，而一些职业乞讨者，又并不需要接受救助。这个“管理办法”处在一个“无明确对象”的尴尬境地。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关信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社会保障体系是按照户籍制度体系来管辖的，各地政府社保体系只管辖本辖区的居民，不能覆盖在当地就业的非户籍人口。由此观之，但凡拿制度和政策这两把卡尺一比画，农民工全都“没资格”得到救助了。
眼下，能就事论事的只剩下伦理和道义。
在零下30摄氏度的长春，一家位于公交车站旁的药店贴出告示，邀请等车的市民进店避寒，并免费提供热水。在飘着大雪的西安，几位的哥自发购买棉衣和食物，在立交桥下分给瑟瑟发抖的露宿者。
这些温暖的馈赠并没有界定“救助对象”，更没有受到任何政策的束缚，初衷也许就是最简单的感同身受：在严寒面前，所有人都一样，会冷，会饿，会生病，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反观那些自称根据“自愿原则”无法施救，所以总在等待电话响起，甚至设置栅栏的做法，不得不说令人感到心寒。
裹着棉袄，揣着手，一群农民工如今仍然站在郑州的高架桥下，等待下一辆需要卸货的大车。铁栅栏横在他们面前，花盆挡住他们的落脚点，寒风依然吹在他们脸上。
比起人们零散而自发的努力，我们更期待制度的支撑。
也许救助站环境能够更加尊重个人习惯，也许救助对象范围能够更加完整，也许人们在坚持露宿时能获得一顿热汤饭，也许劳务市场能更加规范，也许户籍制度不再成为限制，也许进城打工者也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如今唯一确定的是，那些被放置在桥下的数百盆三色堇和羽衣甘蓝，即使是耐寒的植物，也撑不过几个极寒的冬日。摆放它们的人没有在意，它们的生命是否正在被忽略，正如忽略了这个城市最渴望温暖与平等的一群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