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贫困问题不仅是贫困问题，贫困问题是地方干部不作为的问题。——作者
12月7日，在北京字里行间书店举行的《另一个世界：不能忘却的苦难札记》讨论会上，出版人贺雄飞说：“中国需要一批人来关注农村孩子的未来。”他认为，现在很多人沉浸在GDP、高楼大厦、宝马奔驰的现实消费中，对农村孩子的教育等问题关注很不够。
《另一个世界：不能忘却的苦难札记》由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分为“饥饿的记忆”、“哭泣的童年”、“遗忘的承诺”三辑，分别从不同角度勾画出农村留守儿童、老人以及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生活，呈现底层群体生存状态。作者爱新觉罗·蔚然写道：“我随男主人去农户家走访回来，正准备进厨房把行李取出绑上自行车去下一个村寨。就在我将要走到厨房门口时，正好看见女主人把两块猫啃剩下的脏面包分给两个小孩子吃，小孩子吃得那么香。当我从木板缝隙中看到这一幕时，心就像刀绞一般疼痛，我赶紧扭过头把视线移开。”
爱新觉罗·蔚然现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他在2006年开始“万村行”活动，独自走访中国西北、西南等地农村的农民家庭，将这些素材编辑整理成《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出版，并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另一个世界：不能忘却的苦难札记》由爱新觉罗·蔚然所著《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一书中的40个篇章与作家曾勋的评述结集而成。
爱新觉罗·蔚然举例介绍了书籍出版后让他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有一个打了10年网游的孩子，有一天他在打网游的时候，对手来晚了，他很无聊地在网上浏览，看到了《粮民》里30篇公开文章。他买了一本，花两天时间读完。他说，整整哭了一夜，第二天把网游卖了11万块钱。他想要到北京来考研究生，考上研究生之后再找作者捐钱出来用于扶贫。”
他说：“我最早是想做‘三农’问题的理论研究，可是做了两三年之后，读到了某著名经济学家写到‘农民负担沉重问题’的文章。我发现这样著名的理论家，说的依然是‘表’，并没有把‘本’揭示出来。我大失所望。我在调研中发现，农民就缺手把手技术帮扶，哪怕跟他们做一些语言交流，他们都非常渴望。所以我决定做专职扶贫。”他说，他开始下不了决心。后来90岁高龄的父亲去世，让他决心抓紧时间做事情。于是，爱新觉罗·蔚然骑着自行车，走了很多村庄。选择自行车做交通工具的原因是自行车方便，有路的时候可以骑，上坡的时候可以推，没路的时候可以扛。
但有人提出，该书及作者“只关注了农村贫困，没关注这些问题‘怎样解决’”。
爱新觉罗·蔚然向本报记者介绍了他的帮扶经历：一个村落世世代代没有路，在他的帮助下村里两个月内就修了路。一个“乞二代”上不了户口，他找到县委书记解决问题。“我找到县委书记那里，我们两个人面对面坐。他说这个事情我了解，我帮你协调解决。”“当我听到他说帮我，我很愤怒。我拍着桌子，噌一下跳起来，说：‘你是帮我吗？他是你们县的人，你作为书记，这是你的责任。这不是你帮我，这是我帮你！’当然后来我跟人家道歉了，因为这件事是我揽在自己身上，是我帮人家办户口。”
爱新觉罗·蔚然说：“经过不断走访，我发现贫困问题不仅是贫困问题，贫困问题是地方干部不作为的问题。我始终强调一点——如果基层干部把他责任范围内的、本职范围内的工作，拿出1%的心思和精力去完成，去关心一下农民，就可以更好地真正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因为中央财政扶贫力度很大，扶贫资金如流水，但是有的时候，到农民那里，什么都没有了。”
他也说：“早期我也跟大家一个想法，出一千个蔚然也解决不了农村的问题。为什么我后来决定还是做了？与其在那里空想，还不如帮一个算一个。”
到场的画家丁未说：“我们也需要新一代的慈善方法。”
贺雄飞说：“我们现在继续活着的理由究竟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重新思考。蔚然的作为只是一种答案而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面对这个时代的苦难以及弱势群体的问题，我们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可以不做，也可以旁观，但是不能没有态度。正如诗中所言：当黑暗呼啸而来的时候，与其诅咒这个世界，不如每个人内心点一盏蜡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