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院士制度在推动科技界出思想、出谋略、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不容否认，院士制度尚存在一些社会关注、科技界反映突出的问题，必须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院士大会期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分别修订章程，通过更加完善的制度安排，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院士制度更加完善，真正守住学术性、荣誉性的本质。

　　打破行政、利益的藩篱

　　院士制度中的痼疾究竟在哪？改革改什么？面对科研体制中的“官本位”，屡禁不绝的“助选拉票”“集成、包装”现象，个别院士兼职过多且自律不强，少数院士违反科学道德或品行不端等突出问题，人们把院士制度改革的焦点首先对在了去行政化、去利益化上。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认为，今后在院士遴选中要排除非学术因素干扰。“我们希望通过改革能把院士称号承载的与功利相关的负担排除掉，让院士更好发挥明德楷模作用，为国家科技进步和创新发挥作用。”他说。

　　当前，院士制度的行政化倾向集中体现在遴选过程中。“以前部委、地方、企业推荐的候选人占了相当比例，掺杂的行政意志、各种利益比较多。”叶大年院士说。

　　在我国，一旦当选院士，有的单位和地方政府会提供各种额外待遇和权力，比如增加津贴、参与重大决策、优先出版著作等。对院士所在单位来说，拥有一个院士几乎意味着拥有了一个聚宝盆。

　　“院士称号是荣誉性的，代表着在学术界被尊重被认可，而不是跟待遇挂钩，更不是对应什么行政级别。”叶大年说。

　　顾秉林院士表示，不应该让院士陷入太多的行政、利益纠缠。院士推荐应是最重要的评选方式，但是怎么与部门沟通、协调，需要研究。

　　院士们表示，去行政化、去利益化，就要减少行政力量对院士选举管理的干预和介入，剥离过多功利，新老院士一起营造科学民主的学术环境和氛围，让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无藏身之地。

　　严把入口关、有进也有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进和完善院士遴选机制、学科布局、年龄结构、兼职和待遇、退休退出制度等，以更好发挥广大院士作用。

　　此次两院的章程修改“不约而同”地将严把入口关，能进也能出作为一个重点。从候选人提名渠道、增选机制和退出机制等方面做了新的规定。

　　院士们评价，此次章程修订中，动作最大就是在候选人的提名渠道上。两院均将取消主管部门、地方等遴选途径，仅保留院士提名和有关学术团体按规定程序提名两种提名途径。

　　“选好院士的前提是同行对候选人深入了解，过去遴选渠道比较多，有些渠道提名的，我们不熟悉，只能看推荐材料。院士和学术团体推荐，相互之间可以组织讨论增进了解。”翟光明院士说。

　　在院士增选机制上，两院均在候选人所在学部范围选举投票的基础上，增加全院院士终选投票环节。“这样做，一是借鉴国际上院士选举制度的普遍做法，二是有利于考察候选人在更广学术范围内的认可度。”旭日干院士说。

　　退休退出制度是院士制度改革中备受关注的。在院士退出机制的基础上，增加“劝退”规定，这是院士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当院士个人行为违反科学道德或者品行不端，严重影响院士群体声誉时，将有制度性的安排将其劝退。

　　院士称号是终身荣誉，但院士是否应从工作岗位上的退休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目前，我国的院士年龄主要集中于70至89岁，有的老院士主动申请退休，所在单位鉴于院士带来的种种效应而极力挽留。因退休问题涉及国家劳动人事制度，此次两院修改章程并未涉及。

　　守住学术、荣誉的本质

　　9日下午，参加中国工程院第十二届院士大会的700余名工程院院士，共同见证了51名2013年新当选的工程院院士正式授院士牌，随后集体讨论审议《中国工程院章程》修订案。这一刻，新老院士都在思考院士制度的本质定位。

　　“这次改革和完善院士制度的总体思路，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强化学术导向，减少行政干预，使院士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的本质定位，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院士制度。更好地发挥院士重要作用，激发整个科技战线和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说。

　　袁亚湘院士说，我非常支持通过院士制度改革，使院士回归学术称号，去掉一些非学术的行政部门的干扰。

　　“院士群体不仅仅是学术带头人，更应该是学术风范的表率。你做得好，正面的影响力是有的，你做得不好，负面的影响更大。所以院士要在学术道德上，给年轻科技工作者做榜样。”杨元喜院士说。

　　诚然，两院院士在我国科技界拥有最高学术荣誉，在全社会具有很高关注度，一言一行对学术风气和社会风尚都有重要影响。院士们只有坚守学术操守和道德理念，把学问和人格融合在一起，才能既赢得崇高学术声望，又展示高尚人格风范，在“创新中国”的伟业中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