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最为介怀的是一项开支：人情往来花去7000多元，占他总收入的一成多。在他家的账本上记录着去年参加婚丧嫁娶25次，其中太原17次，老家8次。“太原的是多是工友结婚，工友孩子满月和生日等，都是一起干活的，不去不合适。”张小明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2012年有超过1.6亿农民工外出打工，其中21岁到40岁的农民工比重超过54%。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的数据显示，四成受访者平均每月随礼近5次或更多。城里、农村的亲朋之间的红包、随份子，正在逐步演变成令一些农民工感到沉重的“人情债”。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表示，作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村人，农民工群体需要维系两边的社会关系，“夹心”人情让他们背负着双重负担。“生活圈子双重化决定了人情圈子双重化，农民工群体也不例外。”

　　同时，城市示范效应以及部分农民工的攀比心态导致人情费用飞涨。

　　“随着社会发展、物价水平的提升，人情费用也随之升高。”山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谭克俭表示，农民工进城，在城市里甚至回乡之后的人情往来都有向城市居民看齐的倾向。

　　被人情裹挟的农民工群体也身不由己。张小明表示，他们出来往往会结识来自不同地方的工友，“因为平常一起干活，抹不开面子”。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工的工作并不固定，一个活干完了之后往往需要包工头或者工友之间互相介绍工作。“不处朋友，没有活干。”张小明说。

　　专家表示，在城市里农民工的随礼已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交流情感的目的，背后蕴涵着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隐含着承揽业务、拉拢劳力、借钱借物等目的。

　　“高额的人情往来，反而会使人际关系淡漠，违背了礼尚往来的初衷。”谭克俭表示，从深层讲，这是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管理滞后的表现，农民工的行为缺乏必要的引导，应当开展新形势下的移风易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