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养老机构：高成本导致高收费

　　寸草春晖养老院专门接收失能、半失能老人。作为一家民营养老机构，寸草春晖养老院有100张床位，收费4000~6000元不等，是公立养老机构的2~3倍。这一收费标准在民营养老院中处于中等水平。对于全国2300万贫困和低收入老年人来说，民营养老机构的收费显然是“不能承受之重”。

　　虽然收费不低，寸草春晖养老院的院长王小龙仍然叫苦不迭。自2011年年底成立以来，这家民营养老机构发展迅速，但仍需六七年才能收回成本。民营养老机构收回成本平均需要10年左右。“根据市场价租地和支付人力资源构成了我们支出的90%。”王小龙介绍，他们租用了实际使用面积1700平方米的土地，租金100万元；60多位工作人员，平均每个人5000~6000元的成本投入。

　　另一家民营养老机构的运营总监徐永英表示，他们也面临同样的处境。由于需要独立承担各项成本、自负盈亏，民营养老机构所面临的困难是“公立机构不能想象的”。徐永英认为，公立养老机构的很大一部分成本由政府承担，这相当于一笔数额巨大的财政补贴。尽管政府也为民营机构制定了按床位补贴的政策，但即便按其执行，补贴力度仍与公立机构相差甚远，这导致资源向公立机构过度集中。

　　此外，作为事业单位的公立养老机构员工享有编制指标和较好的待遇，因此人员流动少，不仅队伍稳定，而且机构还能通过定期培训提高其素质；而民营机构人员来源渠道窄，很难招到优秀人才，“即便招到了，大部分人干上几个月就走了”。“人员流动多，企业就不愿多投入资金去搞培训，所以大部分民营机构员工的持证上岗率都不高，低的甚至只有百分之几。”

　　高昂的成本最终转嫁到入住老人的身上，又让那些低收入老人多了一道门槛。此外，民营养老机构很难获得医保的批准，一旦有老人生病，缺乏必要的保障。

　　“从我接触的客户来看，90%的消费者都会把公立养老机构作为首选。而选择民营养老机构的，大都是因为公立机构床位紧张，排不上队，没有办法才来的。”徐永英坦言。

　　“公办民营”和“民办公助”的模式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张恺悌指出，当前公立养老机构的定位违背了公办养老的基本职能。“公办养老的目的是‘保基本’、‘保低收入’。像‘一福’、‘五福’这些条件远远超出平均水平的公立养老院，实际上是财政投入巨资打造出的‘畸形儿’。尤其是再分配环节不够透明、不够公平，导致一些人利用政策的漏洞，钻了空子、占了便宜。”这使得本已短缺的供给现状雪上加霜，出现了“需排队166年”的极端现象。张恺悌介绍，事实上，在整个北京，养老机构的床位空置率在40%左右，资源并没有那么紧缺。解决某些公立养老机构床位紧张的问题，亟需将公立机构的定位向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回归。

　　对于民营养老机构，“其最初的定位就是‘拾遗补缺’，做政府做不了的事；但现在，它不仅要作为一种补充，更要充分发挥‘生力军’和‘主力部队’的作用”。张恺悌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机构养老床位数量要翻番，这其中绝大部分将是民营机构的贡献；按民政部规划，今后70%以上的床位都要由民营机构来提供。这要求政府部门充分认识到民营机构‘新鲜血液’的作用，鼓励其建立，引导其发展，并提供政策支持”。

　　“出于调研需要，我们经常邀请一些民营养老院的经营者参与讨论、畅谈意见，这样的‘座谈会’最后往往开成了‘控诉会’，他们常常质问‘为什么说好要鼓励，却一分钱也拿不到’。的确，政府既要支持企业经营，又要规范整个行业秩序，这个度很难把握。”张恺悌说。

　　“经营养老机构的理念很关键，养老产业需要负责任的长线投资，而不是头脑发热进行投机，现在很多地产企业蠢蠢欲动，认为做养老院就是圈地、盖房、靠房子赚钱，但事实上它是服务业，不是建筑业。并且，做养老院的人必须是懂老人的人，老人并非同质化群体，其需求非常分散、多样，这需要经营这一产业的人对个性化服务有充分认识。不具备这点认识，一心把它当圈钱工具，就不要来投资养老机构。”张恺悌担心资本蜂拥进入机构养老行业可能导致混乱，“如果民营养老机构大面积出现问题，将不仅带来经济影响，更会导致社会问题”。

　　张恺悌介绍说，机构养老行业的改革方向是逐步形成成熟的“公办民营”和“民办公助”模式，现有的公立养老机构也会逐步改制。“理顺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行业才谈得上健康发展”。

　　在今年5月1日开幕的第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北京市民政局曾透露，今年起，北京新建的养老机构将实现“公办民营”，由政府建设养老机构，通过招标、评审等方式，选择优质的社会力量经营，为市民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

　　“我们在养老院里做调研，听老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听说过国家的政策，想法很好，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享受到，我们等不起了’。政策制定得再完美，得早日落地，老人们才能受惠。”张恺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