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这一天。尽管天色阴沉，但北京83岁的冯老太仍然像往常一样在福利院的院子里散步。

　　她所在的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以下简称“一福”)是一所公办养老机构，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养老机构中家喻户晓。

　　“如果没有关系，这地方是绝对进不来的。”一福的一位老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对家人为其申请入住的具体过程讳莫如深，但他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凭着儿子的关系，他不可能先于那些至今仍在门外等待的老人，享受这里价廉质优的服务。

　　更为夸张的是，此前有媒体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一福”，询问床位出租情况：1100张床位，已有1万多人排队等待，每年大概有50~60个床位会空出。这意味着，现在要预订一个床位，至少要到166年之后才能等到。

　　“老龄化”时代渐行渐近。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占总人口的14.3%。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日益庞大并加速增长的老龄人口，让养老问题成为不得不亟需严肃应对的课题。

　　时逢重阳节，北京市副市长戴均良介绍，北京即将出台两个文件来部署养老事业发展。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养老机构建设的若干意见。机构养老作为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有效补充，理应成为老年人的“幸福之所”。但现实摆在眼前：公办养老机构床位紧缺，开始比拼“拉关系”；民营养老机构费用居高，缺乏保障措施。

　　公立养老机构：排上几年很正常

　　随着年岁的增长，冯老太一个人住难免让人有些不放心。她只有一个儿子，考虑到与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不同，冯老太没有选择跟儿子儿媳一起住，而是自己搬进了“一福”。

　　“这儿的条件不是一般的好，住进来之后就再没想过回家住。”在这家被外界誉为“标杆”的福利院里，冯老太独自享有一个单人间。屋里配备了全套的家具、电器和独立的卫生间，“每天有人按时打扫，一尘不染”。另外，她还能享受到养老院专业的配餐送餐和体检服务。

　　院里闹中取静，冯老太喜欢音乐，偶有兴致，活动中心里的钢琴还能供她弹上一会儿。养老院配套了老年病医院，老人突发急病在院内就能进行救治。“我在这儿住了一年多，从来没听说有谁搬走或者回家了。”冯老太对现在的环境很是满意。

　　冯老太退休前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行政人员，每月的退休金和单位补助有近4700元。住进养老院后，原单位分配在北京三环边的住所可供出租。退休金、补贴和租金让她跻身老年人里的“高收入人群”。但在她看来，用每月2550元的房费和便宜的杂费换来全国顶尖的养老院生活，“不管对谁来说都算是物美价廉了”。

　　正是配套的服务和低廉的价格，让公立养老机构的门前排起了长队。与“一福”百米之隔的“五福”(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也是北京市属养老机构。其仅有的230张床位令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增加床位，我们把腾出的房间都变成双人间了，房费和单人间一样仍是每月3600元，但排队的人实在太多，排上几年时间是很正常的。”“五福”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有限的床位和日益扩大的需求让供需关系变得愈加扭曲。民政部曾披露，我国每千名老人拥有约22.3张养老床位。在西方国家，这一数字是50~70张。

　　10月10日出炉的《我国老龄领域社会问题静态预测研究》指出，2012年，全国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44304个，床位416.5万张，入住老年人293.6万人，仅占当年我国老年人口数的1.51%。这一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

　　针对上海老年居民的养老意向，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稍早前收集了来自上海17个区县的2248个有效样本，并据此发布《本市城乡居民养老意向调查报告》。受访老人集中反映，公办或条件稍好的养老院需要预约排队等候1年左右才能入住，身体状况差、没有人照料的老人因此可能“等不起”。

　　冯老太精神矍铄，身子骨硬朗，看起来并不像已有80多岁。这一点也帮助她顺利进入这家公立福利院。因为很多公立养老机构都把接收范围限定在“生活完全自理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往往被拒之门外。在全国，失能、半失能老人超过36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