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风暴汹涌来袭，国际社会“风声鹤唳”。就连刚刚闭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2013年秋季年会也被其“绑架”，成为了一场“批判大会”。会议期间，各国财经官员们纷纷对美联邦政府关停和迟迟不肯提高债务上限表示担忧，警告言论不绝于耳。眼下，10月17日的大限将至，政府“停摆”还在继续，两党谈判也悬而未决，市场情绪越发微妙。对此，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经济研究处研究员卓亮在与本报记者连线中提出，尽管美国政府部分停运尚未严重影响经济活动，但财政僵局势必引发金融市场波动。他认为，鉴于债务违约的灾难性后果以及财政部依然有足够能力偿还债息，出现“技术性违约”的可能性并不大。相比之下，该国的整体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更令人担忧。
上周末，IMF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在两大机构总部所在地———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帷幕。由于年会正值美国政府关门、美债违约风险上升的敏感时期，加之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持续牵动全球神经，年会几乎成了“美国专场”。会议期间，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官员已经对美债违约风险发出警告。在开幕演讲中，IMF总裁拉加德重申，如果美国国会拒绝调高政府的公共债务上限，不仅会严重冲击美国经济，还会影响到全球，她敦促国会尽快采取行动。在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世行行长金墉也强调美债一旦违约，将成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灾难性事件，最终也将影响到发达国家。
眼下，美国财政僵局未解，违约概率上升致使联邦政府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但在卓亮看来，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债务违约将直接对美国金融市场造成无法承受的巨大打击。每日全球银行间的隔夜回购合同金额巨大，以万亿美元计算，而美国国债又是最重要的短期债务抵押品。如果违约，美国市场即陷于瘫痪。其次，美国各大银行持有大量国债，一旦国债价格暴跌，银行资本充足率将显著下降，直接威胁到银行体系的稳健，甚至可能诱发挤兑。再次，根据法律规定，多数退休基金将不能持有已经违约的债券，一旦违约，必将引发大规模的抛售，这对债市的打击不可想象。
“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将在短期内对美国金融市场造成致命打击，更可能引致新一轮经济大衰退，结果极其严重。诚然，单凭上述后果并不足以避免灾难的发生，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财政部非常措施已近乎耗尽，现金收入尚不能应付所有开支，但对于支付国债利息却绰绰有余。”他告诉记者。根据计算，在10月17日后的一个月内，债息支付仅为350亿美元，远低于1540亿美元的同期收入。“因此，只要财政部有决心优先处理债务上限问题，短期内的违约风险就能够排除。”
他说。记者也发现，尽管最坏情况不会出现，但市场气氛依然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而愈发紧张，自10月以来的市场表现已说明一切。这不禁让人回想起2011年的夏天，当时，持续数周的债务谈判陷入僵局，导致标准普尔公司首次调低了美国3A的主权信用评级，影响深远。
对此，卓亮认为，假若关于债务上限的纷争持续不休，各个金融市场均会受到负面影响。近两年的经验表明，一旦两党达成妥协方案，市场有望迅速复苏。只要最终能够避免债务违约，影响相对可控。“相比之下，我更担心美国长期的财政状况，因为按照现有政策，财政负担还在不断加重。”他表示。数据显示，在2009年至2012年间，以政府赤字占GDP比率计算，美国联邦政府录得自二战结束后最为严重的财政赤字，导致债务负担急升。目前，由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GDP比率已高达73%，为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较2007年上升一倍。按照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估算，在公共政策维持不变的前提下，该比率将持续攀升，并在2038年达到100%。
“医疗、社保等福利开支是造成巨额赤字的主因。”他分析道。在美国，国防、教育等支出被归为“可酌情抉择”的开支项目，福利开支则被定义为“强制性”开支。在上世纪60年代初福利制度开始建立时，前者占GDP比重较后者要高出超过一倍。但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强制性支出快速上升，预计2017年可接近前者的3倍。美国经济分析局研究显示，以2011年货币购买力计算，1960年美国福利开支约为240亿美元，但在随后半个世纪内膨胀近100倍至2.2万亿美元。相应的，福利开支占联邦政府支出比例也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约20%急升至65%。“由此可见，除非美国政府对社保及医保进行全面改革，否则，债务负担将持续攀升。”他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