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思妞：残疾孩子遮风避雨的大树
我是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六库镇人，傈僳族。到现在已经和孩子们在一起24年了，其中有16年特殊教育经历。
1989年9月，我中师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山村小学任教。1997年9月，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调入怒江州特殊教育学校任教。学校是怒江州唯一的特殊教育学校，是寄宿制学校，到这里上学的孩子都是听力残缺的聋童。这些聋哑孩子来自四面八方，残疾状况也各不相同。有时候，一个班级里的学生，年龄差距会特别大，最小的只有六七岁，最大的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一个简单的字母或生字、一句平常的日常问候语，往往要重复教几十遍、上百遍。工作非常辛苦，单调、枯燥又繁重，但一看到孩子们那天真无邪、渴求知识的眼神，想到家长把孩子交给自己时的那份信任和热切期盼，我就觉得自己担子更重，责任感更强。我深信普通教育培养的是祖国的明天和希望，特殊教育同样也能擎起一片蓝天、一弯残月。
关心学生的生活、关心学生的健康，是班主任的职责所在。学生年龄小的才四五岁就远离父母寄宿在学校，大的已经十八九岁，对社会有一些模糊的认识，作为班主任，我认为必须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才能了解他们的生活动态。记得一个叫熊利柱的兰坪籍学生，那时他10岁，聋哑加智障，可能是家里困难营养不良的原因，看上去只有5岁孩子那么高，自理能力也很差。有一次上体育课，在赛跑过程中，由于手脚不太灵活，他摔倒了，膝盖被摔得直流血，当时的他指着自己的伤口哭个不停，还边哭边四处求救。前来为他裹伤的我望着眼前的一切，看到他那求救的眼神，感到心里一阵阵的痛，不知何时，眼里噙满了泪水……
作为学校的教育教学骨干，我总是坚持这样的教学观念：特殊教育学校没有“差生”。孩子们喜欢我的课。有一次，单位派我出差，一个一年级的小同学看见我坐着车要走，就抱住我的腿哭个不停……看到那样的情形，看那一双双渴求的眼神，我要瘫痪了似的手脚一时软了下来，也忍不住和他们抱在一起大哭一场……那一刻，我只觉得我并不是老师，我是个母亲，是那一群残疾孩子的母亲，我仿佛感觉自己是一棵大树，是一棵能为残疾孩子们遮风避雨的大树。 (本报记者张树伟采访整理)
林兴久：办好海角渔村“潮水班”
我是福建省福安市溪尾镇溪邳小学的一名教师。工作38年来，我一直在溪邳小学任教，今年被评为福建省“最美乡村教师”。
溪邳是福安市溪尾镇的一个偏僻海角渔村。20世纪70年代，整个渔村在岸上只有四五栋房子，渔民们在船上作业，吃住也在船上，渔民的孩子上学主要看潮起潮落，涨潮时来上学、退潮时呆在船上。
当时，渔村里没有几个文化人，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有责任让适龄儿童接受良好的教育。于是，我根据潮起潮落来安排教学，办起了“潮水班”和“渔船上的补习班”。我们上课不分周末或节假日，只要台风天来了或小水时渔船靠岸了，就组织学生到校上课。渔船靠不了岸边，我就赤脚踩着滩涂爬上渔船，集中渔船上的孩子补课。对于一些落下课程较多的学生，我就一对一单独辅导功课。
一些家长由于要谋生计，不得已让孩子辍学，我就一次次登船做家长的思想工作，一直到家长把孩子送来上学为止。有个学生叫江宽潮，现在是福建省未成年犯教管所的民警。小学期间，他曾辍学在家两年，整天在船上帮家里做活儿。经我多次登船劝说，家长最终把他送到学校，后来他还考上了中专、大专。
38年来，我基本上就呆在溪邳村和临江村，所想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孩子教好，我不能辜负渔村人对我的期待，也不能愧对人民教师这个岗位。令我感到无比自豪的是，不少的渔村孩子考上了大学，有了出息。据不完全统计，溪邳村现有大、中学生120多名，尤其是今年考上本科的就有16名。
由于常年居住在海边，经常上船给学生辅导补课，甚至经常踩着海泥上渔船，久而久之，我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手脚疼痛，现已畸形，行走艰难，严重时痛得死去活来，但我从没迟到过一次，也没有请过一天假。
2012年5月3日，我正在上课，突然剧痛难忍，随身所带的药用上后还无济于事，最后昏倒在三尺讲台上，同事们把我送到卫生院抢救。第二天，病情略微好转，我依然踏上三尺讲台，继续工作。校领导担心我的身体吃不消，要调我回中心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或请假休息，或者提前病退。溪邳村的家长们听闻后十分不舍，学生家长刘明福紧紧握住我的手，极为激动地说：“林老师，只要你在这个学校，我的孩子绝不送到其他学校就读。”我听了十分感动，也决定继续坚守在渔村任教。
王美荣：从“姐姐老师”到“妈妈老师”
我是安徽省淮南市潘集镇后圩小学语文教师。1994年大专毕业后，我本来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学校试讲，从此就对学校、孩子有了放不下的牵挂。没想到，我在这所全市最偏远的农村小学一待就是将近20年。
记得刚来这里的时候，学校没有食堂，周边也没有小饭店、小卖部，我又不会做饭，只能有一顿没一顿地胡乱做点、吃点。住的地方就更简陋了，用秫秸子隔起来一间小屋子，既透风也透亮。没办法，我自己找来化肥袋子缝在秫秸上。白天还好说，孩子们都围在我身边。到了晚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学校。学校不远处有几座坟，我倒不怕“鬼”，就是怕有坏人突然出现。
不管怎么苦、怎么难，一站到讲台上，我就把什么都忘了。
因为学校教师少，我每学期要带不同年级的语文课，每周都要上30多节课。除了带课之外，我还是学校语文教研组的组长、少先队辅导员、留守儿童之家辅导员。
记得班里有一个学生，经常逃课，学习习惯不好，学习成绩特别差，家长都几乎放弃了他。寒假期间，我去他家家访，慢慢地与家长交谈，直到家长认识到配合学校教育孩子的重要性。通过我和家长的配合教育，现在这个孩子每次考试都能考到80多分，家长见到我都对我特别尊敬，总说是我让他们的孩子有了出息。
这些年，调离的机会有好多次。有一次，当我得知区教育局准备把我调到条件比较好、离家也很近的平圩中心校时，我的心里充满了矛盾。但一想到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没有老师愿意来，这里的孩子离不开我，我就打定了主意——不走！其实，每次只要有一个孩子对我说：“老师，别走！”我就迈不动离开的步子，我离不开这群可爱的孩子。
我爱每一个学生，朴实的学生和家长也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我的爱。冬天，有学生家长给我送来自己亲手做的棉鞋。春天，有学生的奶奶去野外挖荠菜，让孩子带给我。还有什么比这些情意更重？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带好这些孩子？
眨眼间，我当老师快20年了，我也从一个“姐姐老师”变成了“妈妈老师”。人们总说教师很伟大，可我一直觉得自己只是在做喜欢的事，和伟大无关。看着孩子们一天一天快乐地学习、成长，我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