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想说说张爱玲。张爱玲一生的艺术高峰，在她刚出道之时。《金锁记》《倾城之恋》无疑是艺术精品，字字珠玑，很难想象这些作品出自一个20出头的女孩之手。确实是才女，说是天才也不过分。可这种势头根本没有得以持续，用“每况愈下”来描绘她的创作，是非常恰当的。后来的《十八春》等，韵味情致就差得很多，不敢恭维。前年看到她的封笔之作《小团圆》，要形象没形象，要语言没语言，结构混乱，情节模糊，当年才女的身影荡然无存。这样缺乏艺术品位的作品被大吹大擂，如果是出版商为了市场的人为安排，我还可以有着一种痛苦的理解;如果是一些人习惯性的崇拜，或者干脆就是在这个名字面前失去了审美判断，那我就只能“长叹息以掩涕兮”了。

　　当代批评令人“长叹息”的批评不少。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以“史诗”名之的作品，恐怕90%以上出自当代，如果真的如此，中国当代文学那是群峰耸立，巍然如泰山、华山、嵩山、衡山。但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没有原则的歌颂，在几千年的文学史上，以当代为最甚。古代批评家的那种充满人格自尊人格魅力的批评，在当代如果说不是很少，但也决不是很多。比较起来，失范的批评浩如烟海。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又有个市场背景，要一个批评家坚守批评标准的确有些强人所难，甚至可以说不近人情。没有坚守批评中的标准，这样的事情我也做过，因为只有如此，才对得起朋友。既然自己也做过，就不能苛求他人。我想说的是，不论是面对人情的压力还是市场的压力，歌颂也还是要有个分寸。高帽子高得耸入云天，会压碎作家本人的心理承受极限。在这方面当代作家心理承受能力都还比较好，被戴了高帽而拍案而起的，似乎很少，哦，不，是闻所未闻。其实，帽子戴得太高，是害了作者。典型的例子是余秋雨的散文。在我看来，在当代散文家中，余秋雨的学问是一流的，在当代学者中，他的文笔又是一流的。有了这两个一流，怎么说他也应该有毋庸置疑的地位，何况他还是文化散文的开拓者。为什么他遭到的攻击最多?他自己的解释是别人对他全面成功的嫉妒，就像当年群小围攻苏东坡。但当代全面成功的作家不乏其人，难道偏偏是他遭到那么多人嫉妒?他自视太高，有人把他抬得太高，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他被抬得那么高，那么对不起，别人就要用那么高的标准要求你，更不能原谅他散文中的史实性硬伤。如果他不被抬得那么高，他自己又能低调一点，他的朋友会更多，地位会更高。把他抬到云端的人，其实是害了他。

　　最后，我想谈谈审美倾向的民族性问题。在阅读上，我是一个民族性倾向非常强的作家。读唐诗宋词，审美的愉悦可以渗入全身每一个细胞，读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无论如何也读不出这种感觉。读《红楼梦》，几百个人之间的人物关系基本是清楚的，说得上口的人名也有几十上百，读《水浒》也可说出几十个人名来。但看国外小说名著，看完了也就记得三几个人的名字，其他的人，对不起，合上书就不记得了。博尔赫斯，是我难以理解的，《追忆逝水年华》，第一部读了几个月也读不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连最容易读的《呼啸山庄》，读了几遍，合上书人物关系就是一团浆糊。这种审美选择的民族性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我不知道，但我本人肯定是这种状态。我因此认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伟大著作，还是得由中国人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