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衢州05月15日讯 我是一个作家，曾写过三部长篇小说;又是一个大学教授，在高校执教已近30年。别人了解我，主要是通过我的小说如《沧浪之水》，但教授是我的职业，因为职业的需要，我在小说创作之外，还要从事理论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人问我，作家和教授的双重身份是不是存在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冲突?我的回答是：没有冲突。不但没有冲突，而且两种思维是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的。这种启发和促进的结果，使我的小说创作有着理论思考的特征，而理论研究也有着强烈的艺术本位倾向。我的批评观，就是艺术本位的批评观，而“经典性”则是艺术本位在文学史上的具体呈现。在我看来，文学史就是“经典性”的沉淀史，而艺术本位，则是这种沉淀的基本选择标准。

　　在高校我教中国当代文学，也给本科生研究生开“小说艺术”、“小说理论”课程。近30年的教学生涯，使我形成了成熟、稳定、执著的审美标准和批评观念。对于任何作品，我首先关注的不是它是否触及了敏感而重大的社会问题，是否有精神创意性和思想深刻性，而是它是否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因为，我分析的对象是文学，既然是文学，我的第一眼光、第一标准必须是从文学本身派生出来的，即艺术性的眼光和标准。偏离了文学的眼光，直接面对作品的社会性、思想性、时代性，那不是文学批评。有些作品由于时代的社会的原因，在非文学的意义上获得成功，获得读者，获得市场，我也承认它的成功。但对这种成功我会保持冷静，保持距离，坚信艺术的力量将在时间之中选择自己的经典。在我看来，社会历史意义上的成功，只有建构在艺术性的基础之上，才是真实可靠的;否则，就会像沙滩上的高楼，不论多宏伟巍峨，终究难以长久。我的批评观的核心理念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艺术标准是前提性的标准。也就是说，我对作品的思想性、时代性的肯定，是在艺术前提之下的肯定。我不能脱离文学的标准谈文学，因为对象是文学作品，而不是社会学、历史学著作。一部作品，无论它怎么轰动，怎么好评如潮，如果它不具备艺术的标高，我宁愿保持沉默，也不会加入歌颂的大合唱。对我而言，艺术的标高是经典性的标高，这是一种很高的甚至可以说超高的标准，同时也是一种不可超越的没有例外的标准。

　　这种标准有时也会遭遇挑战，让我对它有所怀疑，甚至感到沮丧。我也要反问自己：艺术标准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那么不可移易?是不是在特别的情况下有所例外?

　　我说几个例子。

　　20年前有一部作品《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又是“曼哈顿”，又是“中国女人”，关键词都踩在时代热点上，作品风靡一时，发行量巨大，上百万册，大有“开谈不讲曼哈顿，纵使读书也落伍”之势。读了这部作品，我无论如何也兴奋不起来。原因很简单：艺术品位缺乏。艺术品位缺乏而获得这么多读者，让我对自己艺术本位的文学观产生了犹疑：艺术性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不可移易?事情后来的情况还是让我坚定了对艺术性的信念。没有艺术性的支撑，不论一时多么风靡，终究是过眼烟云。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而今安在哉?后来当代文坛又发生过多次类似的情况，而我再也没有产生过动摇与犹豫。

　　艺术标准是前提性标准，这一观念的形成，与读一些经典作品也很有关系。比如读《红楼梦》，我思考它获得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创造了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如小姐系列的黛玉、宝钗、湘云、探春等，太太系列的王熙凤、贾母、王夫人、赵姨娘等，丫环系列的袭人、晴雯、鸳鸯、平儿、傻大姐等等。同是小姐，同是太太丫环，各有各的个性。几百个人物，大都面目鲜明，也不雷同、重复。这种人物塑造的能力，古今中外，绝无仅有。这是《红楼梦》处于巅峰地位的最基本原因。至于色空观念的表达，对女性的尊重，虽然也很重要，但相对于人物群像的鲜活，终究是第二位的。这也是说，对小说创作而言，形象的鲜活比思想的寄托更为重要。王熙凤是一个文学典型，给每个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谁又能从她身上概括出什么社会历史意义呢?没有多少社会历史内涵，也可以成为文学经典形象，这是艺术性、前提性标准的证明。反之，一个形象可以分析出诸多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却没有感性的鲜活与生动，那能够成为文学典型吗?能够在时间之中站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