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江南之地,鱼米之乡。富足平和的浙江,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沦陷时间最早、沦陷范围最广、战争创伤最深的省份。侵华日军曾悍然发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将第一枚炮弹投放在这片土地上,如今70多年过去了,流毒未除,记忆犹在。
作为细菌战全国第一战场,从1939年到1945年,以731部队长官石井四郎为总指挥的日军细菌部队在浙江进行了不少于3次的大型细菌战,造成浙江省、江西省超过230多万人身染疫病,死亡人数超过65万人。
今年恰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浙江在线远赴东北,寻找侵华日军细菌战源头,探究发动始末;再回归本土,关注浙江军民受到的伤害,关注对幸存受害者的治疗救助,还原历史真相,补上教科书里未能写全的部分。
历史无法重来,未来可以开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了解真相、铭记历史,我们要警示未来,维护和平,我们更要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弘扬浙江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抗日战争时期,宁波“细菌战”之后被焚烧的“疫区”。
宁波的开明街,是这个城市的南北主干道之一。道路的两边各式商铺林立,往南一段更是经过了宁波城隍庙,自古到今,这条路都是宁波的核心道路。
开明街的北口,和中山东路相交的地方,立着一块黑色的大理石材质三棱锥型的纪念碑,这是为了纪念1940年侵华日军细菌战宁波疫区,10年前由宁波各界人士重建的。
根据日本细菌战资料中心的负责人濑敬一郎向宁波细菌战民间调查者裘为众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日本731部队曾作秘密调查——宁波因为细菌战罹难的百姓人数高达1554人。
日本博士论文:2公斤鼠疫菌造成宁波1554人死亡
裘为众在宁波市工人文化宫上班,平时工作不显山不露水的,但在2004年,他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的证人之一,远赴日本参加对日诉讼。
裘为众的这份资料来自日本细菌战资料中心——这个日本民间组织一直致力于搜集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以后,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这份资料其实是一篇论文,是该中心成员花了8年时间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关西分馆所藏约50万部博士论文中找到的。
论文写成的时间是1949年,作者是日军731部队军医金子顺一,当时他为了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向东京大学提交了论文《PX之效果略算法》,里面记载了1940年至1942年间,日军在中国实施PX的情况。这里的P是指鼠疫,X是指跳蚤,跳蚤是人间鼠疫的主要传播媒介。
金子顺一在论文中写道:1940年10月27日,731部队在浙江宁波上空利用空军飞机散播2公斤鼠疫菌,一二次感染死亡人数共计1554人。
而根据当年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在《有关浙江鼠疫调查的报告》中的统计,侵华日军在宁波投放鼠疫等细菌武器后,只有104人罹难。
裘为众认为,一次感染是投放鼠疫菌的1940年10月底之后,人数为104人,二次感染则是日军1941年4月占领宁波后,由731部队秘密调查统计得到的数据。
抗日战争时期宁波“细菌站”疫区的模型
宁波细菌战亲历者:上午撒传单下午撒麦粒
“八·一三”事变,日军占领上海,彼时之宁波,成了当时通向内地唯一的港口城市。
1940年7月17日,日军从镇海登陆,但被国民革命军194师击退,日军死伤千人。
10月27日早晨6点47分,一架飞机从西北面飞来,盘旋一周后俯冲而下,没有扫射轰炸,却抛下大量传单。“当时我们是很害怕的,因为舅舅舅妈说,那架飞机上有膏药旗,是日本人的飞机”,宁波的毛荣华老人当时正好住在舅舅家,那天早上,他正好起床准备回家,还在收拾东西的他,听到防空警报和飞机的声音,跑到屋外,“飞机飞得特别低,然后就开始撒传单”,撒传单的飞机盘旋了一个小时才飞走。
传单上画着日、德、意国旗和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漫画,还印有“重庆正在闹饥荒,而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有余粮来接济你们”等中文。因为战事紧张,大家谁都没把送米送面这样的“承诺”当一回事。“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下午2点20分,日本飞机再次飞到宁波上空,投入大量麦粒和面粉,散落在开明街一带,屋瓦上发出“沙拉拉”的响声。5分钟后,飞机飞走。当时宁波没有自来水,居民饮水全靠水缸收集天落水和井水,这些麦粒直接掉进了水缸和水井当中。
报纸刊登的“疫情”
宁波鼠疫幸存者:到乡下避难细菌也没有消散
现在已经83岁的胡鼎阳老人当时只有4岁,他不但是为数不多的细菌站幸存者,还目睹了周围邻居一家一家死去的惨况。
胡鼎阳刚刚参加完在湖南常德举行的第三次“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波,说起当年的惨死在鼠疫菌下的亲人和邻居,胡老沉默了有一分钟的时间,才缓缓说起往事。
自爷爷辈起,胡家的家境就不错,家里一幢两层六间开的楼房,一楼的三间房有两间是出租的,另一间用来开店。
日本空投之后没多久,胡家的邻居屋里传来了哭声,滋泉豆浆店老板夫妻双双死亡。老板叫赖福生,32岁,是象山人,老婆赖朱氏只有21岁。没多久,另一家邻居屋里也传来哭声。
10月31日,胡鼎阳的爷爷胡世桂开始发烧,被送往区中心医院(现在的宁波市第二医院)隔离。因为周围不断有邻居死亡的消息,整条街一直弥漫着哭声。胡家决定,一家六口到乡下避难去。可到了乡下,细菌的噩梦并没有消散,11月1日晚上,胡家的姑姑胡菊仙也开始发烧,第二天就死了。到了3日,胡家小叔胡贤庆死亡。
已经迁居乡下的胡家不知道的是,11月2日,宁波本地报纸《时事公报》在本来刊登广告和通报的头版,刊载了关于鼠疫的报道,“市区发现传染病……三日内,不治身死者,已达十人以上”。
没多久,乡下的保长找到胡家,说胡家的坟墓会传播病毒,要求迁掉。无奈之下,胡家只能把小叔和姑姑的坟墓迁到山上。
11月5日《时事公报》刊发第一份防疫专辑,此后每天都登载防疫动态。
11月6日,爷爷胡世桂病死于医院。到了11月20日,在乡下的胡鼎阳,妈妈和叔叔被强制押送回开明街的临时医院进行隔离,直到10多天后,他们才被解除隔离。
这是为了纪念1940年侵华日军细菌战宁波疫区,10年前由宁波各界人士重建了纪念碑。
被焚毁的疫区:解放后一度叫做“鼠疫场”
开明街暴死事件发生后,患者去医院求治,可最初,这些人被误诊为恶性疟疾或横痃。
当时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曾在一次回忆中提到:“余曾经诊视一患此疫症之8岁孩童,初由某医院诊视,因其头痛畏寒,以为恶性疟疾。经打奎宁针两支末见效,到余处求诊,亦以为恶性疟疾。经注射奎宁针一支,亦末见愈。后发现喉间(颈部)淋巴(结)肿胀,知其实系鼠疫,现该孩业已死亡”。
丁立成医师最早从患者王仁林身上作淋巴腺穿刺液涂片,检验后发现就是典型的鼠疫杆菌形态。11月3日,丁立成医师又在12岁的患者俞元德身上抽取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化验,又得阳性结果。由省卫生处吴昌丰对培养所得的细菌复核,确诊所患的是鼠疫。
11月8日,县第二次防疫会议要求,疫区和其他有关人士,必须要进行鼠疫菌苗预防注射。为此,宁波还专门设置了一个预防注射队,以开明街疫区为中心,东至碶闸街,南至大梁街,西至南北大路,北至仓水街的城区中心居民全部要注射,后来,宁波的全市中小学学生也被要求注射,最后统计结果有23343人次接受了注射。
时任鄞县县政府秘书、县防疫处调查统计股副股长的毛翼虎曾回忆说:“……那时疫势蔓延,人心惶惶,有不可收拾之势……四周筑起比平屋更高的隔离墙,这些措施看来还是必要的。”据说,当时的隔离墙有3米多高,隔离墙外还有1米宽,1米3深的隔离沟,主要是防止老鼠从疫区内逃出来。
因为疫区房屋简陋,当时有地处低洼地,是老鼠和跳蚤繁殖的最佳场所,在11月28日的县第十九次防疫会议上决定,焚毁疫区,以绝后患。
11月30日晚上7点,省卫生处和宁波本地人士负责焚毁。在焚毁之前,临近街道都断绝了交通,周围的房屋也排出消防队进行保护,疫区内除了贵重且可以消毒的东西可以带出外,其他一律焚毁。
当晚,焚毁开明街疫区115户共计137间民居,总面积达到5000多平方米。直到解放后的60年代,这块被焚毁的区域,依然被叫做“鼠疫场”。
今日的宁波市开明街
宁波细菌战打头阵:魔爪伸向浙江中南及内陆
1939年,731部队的马前卒南京1644部队在绍兴沥海投放过的细菌,经检验是破伤风、白喉等。但因为当时天气炎热,细菌失去了活性,沥海并没有出现流行性疫情。
尽管日军细菌部队在绍兴的第一次投放尝试并不成功,但1940年这次在宁波的细菌战,却让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很兴奋。他在731部队内部会议上曾说,在浙江投放的细菌,“产生了一些疫情”。
在宁波尝试成功后,日军细菌部队魔爪便伸向了浙江中南部以及内陆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