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弟弟的哭声,8岁的涛涛也醒了。涛涛显得很失落,但没有哭,他知道奶奶说的话是在“哄”弟弟。
此时,在从江苏邳州开往常州的大巴上,妈妈杨玲几度哽咽。她在QQ空间发了一条状态:“每一次离开两个儿子,心都无比的痛,但是又有什么办法,不出去打工怎么赚钱?”
杨玲家住邳州农村,在生下二儿子浩浩后,她就和老公一起去了常州打工。他们,是全国2.7亿农民工的典型代表。据统计,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占到总收入的近50%。
孩子不爱学习
妈妈决定回家
2月17日,知道妈妈今天要回家了,杨玲的大儿子涛涛不时从家门口的马路向北望,恨不得马上迎上去抱住妈妈。这一年中,接到妈妈电话时,他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而3岁的浩浩由于一年没见到妈妈了,当妈妈到家时,他一直不敢往妈妈身边靠。“每次回家,浩浩都不认识我,得过一天才能慢慢想起来。等他知道和我最亲时,一刻也不让我离开他。”
杨玲告诉记者,其实这一次回家,他已经打算在家陪儿子了。“老公今年没回家,我自己回来了,当时我就和老公说,以后就在家看孩子,不出去打工了。”
杨玲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去年11月份,涛涛的奶奶和她说,“涛涛不爱学习,我也不会教,数学题很多都做错了。”杨玲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不安,她就和老公商量能否把大儿子接到常州来上学。
于是,杨玲就到常州当地教育部门进行咨询。“像我们这种外来工的子女要在当地上公办学校,必须要有相对稳定工作的证明,还必须有符合户籍所在地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关证明,但这两个证明,我们一个也拿不到啊。民办学校倒是可以上,但是太贵了。”
“我在一家民营食品加工厂工作,厂子就几十个人,根本不和我们签合同,也没有上社保,我老公在菜市场干活,更不可能有相对稳定工作的证明。况且我们属于超生,也没法开计划生育证明。”杨玲说。
回家后
陷入两难选择
在外打工的日子里,杨玲坦言,每天都想儿子。“一听涛涛和浩浩说想我,我就想哭。”
但回到家之后,残酷的现实又让杨玲陷入了是留在家里还是外出打工的两难选择。“我一到家,发现我们村子里盖了不少新楼房,还有四家已经把旧房子拆了,等着过年之后盖新房。”
“别人拆的旧房子都比我们家的房子还好,你说我们怎么没有压力?”杨玲说,“现在农村找对象基本上都要求男方有两层小楼,如果没有楼房,连相亲的机会都没有。”
据记者了解,在当地农村,盖两层楼房加装修的话,大概需要25万元左右。而杨玲有两个儿子,如果两个儿子都考不上大学的话,得盖两幢楼房,需要50万元。50万元对家境平平的杨玲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
此外,杨玲目前还在为浩浩户口的事情发愁。“浩浩属于超生,我们当时已经交了近万元钱给村里,可去镇里办户口,人家不认,又要我们交2.5万元社会抚养费才能办户口。”
“我和老公打工这一年,就剩下3万多元钱,如果给浩浩办了户口,就没什么钱了。但如果没有户口,浩浩就没法上学,今年必须得把这个事情办好。”杨玲说。
在强大的现实压力下,杨玲还是决定去常州打工。“我们家总共才4亩地,没多少收成。如果我在家的话,我老公赚的钱还不够日常开销和人情来往的。”
杨玲所说的“人情来往”是指亲朋好友家里有结婚的、生孩子的、升学的,都需要随礼,而且随礼一年比一年高。“前几年,亲戚家有生孩子的,只要送一篮子鸡蛋就可以,现在至少得200元。”杨玲说。
“为何不找个离家近、比较轻松的工作,边照顾孩子边工作呢?”当记者问到这一问题时,杨玲无奈地说:“这个我也想过,可是我们那的工资水平确实太低了,而且我老公自己在外面也很孤单,一直催我回去。”
留守儿童
“亲情饥渴”待解
因为父母都外出打工,涛涛和浩浩兄弟俩也成了留守儿童,而与他俩有同样命运的孩子还有很多。根据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2013年调查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名,占全国儿童总数21.88%。也就是说,平均每5名儿童中就有1名农村留守儿童。
有专家指出,在成长过程中,留守儿童存在严重的“亲情饥渴”与心理封闭症结。缺少父母的关爱直接导致他们诸多心理问题,如感情脆弱、自暴自弃、焦虑自闭、缺乏自信、悲观消极等。
“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整体状况更差。在父亲外出、母亲外出、父母外出三种类型的留守儿童中,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占8.1%,这个群体总量不大,但各方面问题最突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
而要解决外出打工还是在家带孩子的两难问题,在孙宏艳看来,途径有二:一是加快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吸引外出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促成孩子与父母团聚;二是减少制度、经济和社会文化上的排斥,鼓励、支持和帮助有条件的外出农民工带着子女举家进城,使更多农村儿童能够生活在父母的身边。
让杨玲有些欣慰的是,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2月28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教育部将增强公办中小学接纳能力,简化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手续,并扩大城镇义务教育容量。下一步,随迁子女将全部纳入城镇义务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则对记者表示,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但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流动人口的去向,二是一些新政策的落实情况。
“64%的人集中在前50个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里,虽然我们正努力激发中小城市的发展潜力和吸引力,但恐怕未必能够满足两亿多人和今后不断增加的流动人口的需求。这还需要有更好的政策设计,否则,就会出现政策让往这边走,人们往那边流动的尴尬现实。另外,好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一旦在落实的层面走向偏差,就成了限制老百姓的枷锁,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段成荣说。 (文中杨玲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