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增量部分，规定员工可以现金或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出资，不得采取低价折股、送股、垫资等方式。此外，备受关注的持股比例方面，此次《意见》中关于规定为：员工持股的总比例不能超过25%、个人持股比例不能超过5%。

　　去年年初航天科工集团制定的《中国航天科工所属四级公司制企业骨干人员持股工作指导意见》中即是按照这一比例制定的相关股比规定，同时规定持股人员不超过本公司员工总数的20%，持股人员总数不超过30人。不允许在上级单位任职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业内认为这一比例在目前也是一个较为积极的比例。非常典型的像BAT的企业，腾讯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大概是占到总股份的17%，百度公司的员工持股接近10%。

　　“员工持股的推进不仅可以避开现在的央企对于高官薪酬的限制，也能规避由于央企工资总额控制造成的激励不足的现象，而更大的意义在于能够更好的实现股权多元化，促进公司治理的进步。”祝波善表示。

　　“充分竞争性领域的国企，未来在混合所有制改制中，历史经验证明，最好的股权结构状态就是国有股、员工股和民营股三足鼎立，相互制衡，相克相生。”周放生表示。

　　那些不能忘的教训

　　其实国有企业的员工持股，并不是个新事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以来，员工持股就一直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时而大面积推广、时而又被紧急叫停。

　　当时标志性的事件是2004年的“郎顾之争”，随即高层开始大面积叫停MBO,电力企业的员工持股也开始告一段落。随后2008出台的139号文，对员工持股的诸多行为也进行了再次的规范。

　　积极的解读是在上一轮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进程中，员工持股成为那些被政策要求“放”的中小企业自身脱困、逃生的一个重要方式，是一个不得己的办法，在当时对企业本身、对地方政府甩包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本身这项制度设计的复杂性，执行起来监管稍有不慎，便容易出现短期套利行为、管理层控股以及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以至于现在一提这项改革，很多国企负责人心里仍有顾虑，在政策的红线上，更多的企业仍然采取的是观望的态度。当时政策制定的深度参与者周放生也表示，回过头看也还是有一些经验教训可以吸取的。“例如当时在执行层面，文件规定了管理层作为利益相关方，不能参与改制方案的制定，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从制度上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他说。

　　为此，新的一轮改革中，周放生建议大股东可以请中介机构参与，过程一定要公开透明，严格执行相关程序，而且要建立追责机制，将非法所得全数追回。

　　此外，过去的改制文件也规定母公司经营者、员工不得持有子公司的股权。在此次新的《意见》中也被重申。

　　周放生还特别强调，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不改革造成的流失是更严重的，因此不能说因为改革可能造成流失就迟迟不动。

　　这一次，距离上一次叫停员工持股已经过去了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