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后兴(左)，金利泰(右)两位委员，讨论得相当投入。史春波/摄

　　昨天下午四点，幽静的花家山庄里，前来报到的政协委员越来越多，大堂茶吧，少数民族界别的几位委员，早成了老朋友，在大会开幕前，他们聚在一起，先开起了一场圆桌会议。

　　正巧我们上去和他们打招呼，几位委员很高兴，马上拉过来边上的椅子，“来来，一起聊聊，你们也帮我们呼吁呼吁。”

　　谈医改：

　　公立医院、私营医院，应各有侧重

　　雷后兴是全国政协委员、丽水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这次他是列席大会。

　　他首先抛出了这个话题：“医改的关键是体制，要改体制，抓源头。”

　　这个观点很快得到了边上的政协委员温州医科大学金利泰教授的认可。“要改体制，不容易啊。”他说。

　　作为业内人士，雷后兴认为，现在的公立医院并不真正是“公”，真正的公立医院不能以赚钱为目的，“既然挂了公立医院，那就需要政府投钱，不投钱不行。”

　　他提出一个观点：公立医院的功能应该是满足老百姓的基本医疗需求，一些大病应该去私营医院，私营医院的医疗水平应该比公立的高，“但现在倒过来了。”

　　另一名政协委员则说，医改医改，要让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参与进来改革，他们是主体。

　　“但现实也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医改的路还很长哦。”雷后兴说。

　　聊科研：

　　科研经费要体现出对脑力价值的尊重

　　委员们聊的第二个话题是科研。

　　说起这个，温州医科大学金利泰教授特别感慨。他是温医大药学院蛋白质组学研究中心的主任，自己带研究生课题组做科研项目；他也是学校科技处的副处长，每天都接触到科研经费申请、使用的相关流程，看到学校里教师们的各种状态。

　　“在中国，科研经费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对人的脑力价值的尊重，甚至是经费越多负担越重。”金教授说，几年前，在高校里做科研项目，不管课题组得到多大一笔科研经费，不能用来奖励给在编的课题组负责人及其团队，鼓励他们做一个课题的创造力和科研付出。

　　一笔科研经费通常能够使用的范围，大约是：研究生等劳务费用，不多于15%；其余的大量的费用，都要被用于科研材料及设备等；剩下一部分可用作考察、调研、交流费用，一般比例也小于15%。

　　除了能把研究生的劳务费用报出来，别的科研经费怎么花？

　　理科课题组还好，确实需要购买不少材料、设备，钱总能花出去。文科教授那真是个苦，大部分课题都是纯脑力的工作，钱，不好花了。

　　不好花，还是得花，于是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到了科研经费的截止使用时间前，很多文科课题组就去大量购买办公用品。

　　还有一种花法是异地考察、调研费用。可你也不能老飞来飞去出差来解决吧？

　　一方面，科研经费用不了——有的课题组消耗不完那么多材料、设备；一方面，科研经费不够用——人的知识创造能力完全得不到应有的鼓励，还有什么积极性做创新研究？

　　从去年开始，国家出台了新的政策，科研经费中，开始有大约20%的比例，用来奖励给教授了。“但是我认为，这个比例还是远远不够的。”金教授说，在国外，一般的科研经费的50%-80%的比例，用来奖励给项目负责人及其团队。

　　这科研经费“用不了、不够用”的悖论，可能也成为了个别科学家、教授铤而走险的导火索，因为要想各种法子“套”科研经费，有不少教授就这样一脚下了水。

　　“100万以内的科研经费比例里，至少应该有50%倾向鼓励教授及其团队的创造力。文科教授得到的比例应该更高。这才能真正体现尊重知识、人才。”金教授这样建议。

　　“我们国家的科技体制改革也要有动作，特别是在科研投入和项目使用上。现在有的确实很不规范。”雷后兴也这样表示。

　　几位委员的聊天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直到晚饭时间才散去。“明天接着聊。”他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