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的那些事儿：部分教师变相售书

　　1月6日，中央民族大学发布公告称，对该校副教授萨茹拉的师德问题展开调查。媒体报道，多名学生向校纪委反映，该教师曾强迫同学购买自己编著的书籍。教师在课堂上变相售书的情况是否普遍？学生们如何看待这种做法？为此，中新网记者展开了调查。

　　——一场课堂“直销”

　　宋宇曾就读于河南某高校文学类专业本科，据他回忆，其专业有一门秘书学的教材由任课教师编著，老师曾在课堂上推荐学生购买，“但并不强求”。购买方式为从教师处“直购”，价格为原价的8折。

　　然而，宋宇指出，教师要求买书的同学报名，由班委记录买书者并代收书款。在他看来，“由此生成的一份买书名单，老师会怎么处理并不透明”。虽未提到这一做法和学生成绩的关系，但他表示，“这本身会让学生有不好的联想”。由此，他指出，教师在推荐图书时应适当避嫌。

　　另据宋宇所讲，该教师课上同时还向学生推荐与该专业相关的某证书考试，同时鼓励学生参加考试时购买自己所编书籍。

　　他还提到，该校一门全校必修课的教程为副校长所编，教材的钱已含在入学时所交的各种费用里。但有些时候，发放教材与课堂用书并不一致，或者用电子资源和二手书代替课本，部分学生会选择退订教材。对此，宋宇说，自己并未留意教材能否退掉，“没听说有人退，新生啥都不知道，而且觉得麻烦。”

　　——学生的疑惑：教材能退吗？

　　四川某高校经管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连卿，在谈起大学教材时略显无奈。据她回忆，书本费“不能不交”，但学生不想使用的教材却又“不能退”。连卿曾就此事问辅导员，得到的答复同样是“不能”。

　　连卿说，并非所有老师都会按照教材讲课，曾有老师在开课时询问同学学校教材科发了哪本教材，在发现和自己课堂使用的教材不一致后，告知同学要更换教材。对此，连卿认为，有些教材在发放的时候，也并未跟任课老师沟通，“反正我们同学里不想买书的占大多数，主要是都用不到，一学期下来都是新的。”

　　“我们拿到的教材直接就是本校老师的作品了，我们都没法选！”曾在四川另一所大学就读传播类专业的庞翼说。他同时补充说，“感觉他们书里写的内容有点过时”。

　　“好多都这样，大学里这种情况太严重了”，庞翼表示。当问及为什么不向学校反映这种情况时，他说，虽然同学们有意见，但大部分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此，连卿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也没见有人真不交钱的，都是说说就罢了。”

　　记者发现，不能退书的情况存在校际差异，也有做法比较灵活的高校。曾在上海某高校就读本科的陈本介绍，其所在学校实行自主选课，选课时会自动对应一本或以上教材，其中有可能会挂钩任课教师自编教材。但是，学生前往教材科领取时可以自愿地选择性购买，也可以在学校规定的期限内退订教材。

　　——一次“打包式”荐书：学生集资购书，教师要走发票

　　从上海某高校法律类专业本科毕业不久的牛午坦言，曾在某任课教师的建议下，特地前往一出版社帮全班同学购买教材。他提到，这位教师在推荐业界权威著作时同时，附带推荐了自己参与编著的一本案例书。

　　牛午讲到，由于觉得老师会用到这本书，期末考试会在上面划重点，当时全班60多个学中，大约40人购买了老师推荐的权威著作以及该老师参编的书籍。牛午的同学黄窦当时也修了这门课程，她说，“我当时两本都买了，但老师编的那本一页也没看，最后处理旧书时就卖了五毛钱。”

　　“四十几块钱的书，大部分同学把它当砖头了”，牛午说，自己并没有购买这本书，考试范围和书也没有关系。对于老师自荐图书的行为，牛午表示，“可能还是为了促进自己的图书销量吧，情有可原。”

　　牛午还提到，当时几个同学将这八十来本书从出版社扛回学校，所开具的发票则交给了老师。至于该教师对这张发票作何处理，牛午并不清楚。

　　——“不买教材拿什么考试？”

　　车尔是华东一所知名艺术类院校的毕业生，她说自己没有遭遇强制购书的经历。但她指出，“有些老师出的书还是要买的，虽然不是强制，但是抱着不得罪老师的心态，一般都会买”，可是“有的压根儿不看”。

　　但车尔表示，“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事情，学生上学需要买教材，不能因为教材是自己老师编的就不买”。她认为，老师不会总出书，因为次数不多，所以老师著作自己会出钱单买。她同时反问，“不买教材拿什么考试？”

　　一些情况下，教材和考试的关系值得玩味。在职研究生滕鹏正在攻读北京某知名院校一文科类专业，据他介绍，英语课是该专业的必修课，虽未出现老师强售自编教材的现象，但他指出，“当然你也可以不买，但考试试题就是书上的”。而就教材本身，滕鹏用了八个字来形容：质量很烂，价钱尚可。

　　学者：部分教师出书有包销任务，销路不好只得推给学生

　　尽管上述受访者谈了一些曾经遭遇的教师变相售书情况，但在中新网记者此次采访的16人中，10个受访者都表示，大学老师对课程教材的选用并没有硬性要求，一般都会选择权威出版且广受业界好评的优秀教材。

　　这一做法有规可寻。2014年7月，教育部为教师划定的“红六条”中指出，严禁通过向学生推销图书、报刊、生活用品、社会保险等商业服务获取回扣。同年10月，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意见》则明确，严肃查处利用职务插手教材教辅选用的问题。

　　教育学者熊丙奇指出，按照目前出版体系，高校老师被要求包销图书，这就使得部分高校老师可能会在课堂上推荐自己编著的书籍。

　　据悉，所谓包销图书，通常是指作者出钱向出版社购买书号以出书，有些出版社用一部分图书或全部图书来代替稿费。如此一来，作者手中握有大量书籍，相当于承包了销路，如若没有旺盛需求，则砸在自己手中。

　　对此，曾出版多本书籍的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葛长银向中新网记者表示，由于应用型书籍等畅销书好卖，作者靠拿稿费，一般不会包销图书。然而，写畅销书的作者毕竟有限，绝大多数与出版社合作出版教材的教师，通常存在包销图书的现象。

　　有学者提到，出版社是营利机构，觉得书籍有市场就会出版，但有些书籍或许本身在学术上非常出色，但由于没有市场，就会被要求包销图书。一位从事图书出版的人士也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如果图书没什么市场但出版社愿意做，无非出于两个原因：自费出书，或者人情需要，而前者一般是作者本人回购书籍。

　　熊丙奇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出于评职称、各种考核以及个人出书意愿等多种原因，教师会选择出书，比如用课题经费来支付一部分出版经费，否则就要自己掏腰包，“有的包销要一、两千册，如果自己不能消化掉，可能会通过学生来购买。”

　　此外，葛长银还提到一种合作出书的情况：几位大学老师一起出书，每位老师参编几章，就可能有按比例分配的包销任务。如果由不同学校的教师参与编辑，那么包销时针对的学生群体则更广。如果能联系多个学校，书的使用量就相应提升。

　　一篇2010年的报道指出，曾有一位自费出书、主动包销的高效教师攒出一本教材欲出版，其“底气”就是，每届学生有500人修习，每年就有500本的“消化量”。而由于出版社力量有限，只能检查编辑、校对错误，没人审读专业性强的作品，“一般钱给到位了就都给出了”。有声音指出，这使得教师专著质量参差不齐，或成暗疾。

　　葛长银同时指出，根据出版社的不同，出版图书的费用不一，有的书号能卖到上万元。由于知名出版社的书号贵，作者就会选择小的出版社，而有些出版社正是靠卖书号得以生存。

　　“这并不是个好现象，书毕竟是圣洁的东西。弄那么多废纸，这不仅浪费资源和财富，也暴露出高校教师考核机制存在问题。”葛长银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