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兴必重教，重教应尊师。在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中，提起尊师重教，自然就会联想起尊孔祭孔。金耀基先生在《序·孔子与当代中国》中所说：“自汉代到清末，两千年来，除少数时期外，孔子在中华帝国享有一言一行足为天下法、百世师的地位。”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而自汉代以来，祭孔尊孔与尊师重教也已成为一对“孪生兄弟”。

　　古时衢州，祭孔风气浓厚

　　汉代以前，尊师重教已受到高度重视。《礼记·学记》作于战国晚期，是中国最早论述教育的论著。其开篇便从“化民成俗”、“建国君民”的高度提出教育的重要性：

　　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礼记·学记》中记载：“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以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由此可见，尊师重教、尊孔祭孔与社会秩序、道德人格的再生产三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每逢社会兴盛太平，尊孔祭孔活动就会蓬勃兴起，随之尊师氛围浓郁热烈，教育事业走向发达；而当社会动乱衰败，尊孔祭孔活动就会凋敝萧条，随之尊师氛围淡漠冷落，教育事业走向衰败。

　　“携取鹤归清献里，载将书入仲尼家。”南宋时，浙江衢州便有“仲尼家”之誉，衢州被视为孔氏裔孙第二故乡，史家称之为“东南阙里”。孔氏衢州家庙始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的“诏权以州学为家庙”，后由宋理宗拨款36万缗，选址兴建于城中胜地菱湖芙蓉堤，广至200余楹，规制略同曲阜。绍兴年间，朝廷为衢州家庙颁定释典礼仪，释典礼仪中祭孔制度、仪式、佾舞、乐章与文庙祭孔相同，成为推广全国的统一规制。

　　在那一历史时期，衢州的祭孔活动极其兴盛。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尊师重教之风也十分浓厚。衢州每个县域之内都兴办书院(作为藏书与修书、兴学与讲学的地方)与村学，衢州周边区域的书院、村学也十分兴盛发达。正是如此，教育家朱熹多次来到衢州。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进士及第后到江山拜谒求教于程颐再传弟子徐存，徐存告知“克己归仁、知言养气之说”。朱熹以为“不易之论”(《跋徐诚叟赠杨伯起诗》)；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吕祖谦讲论于开化县汪观国家的“听雨轩”，这次著名的讲论对朱熹的理学思想有重要影响。不仅如此，朱熹还在衢州地区的柯山书院、明正书院、南塘书院、包山书院等多个书院讲学。可见当时尊孔祭孔风气浓厚的衢州，学术与教育事业的兴盛发达。这也是历史上尊孔祭孔与尊师重教两者相得益彰的一个典型例证。

　　现代社会，尊孔与祭孔并重

　　到了近现代，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与中国社会的动荡衰败，在救亡图存的革命激流中，人们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批判。这种潮流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本来，建国后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当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但由于政治激进主义造成的意识形态偏狭、政治运动频仍以及经济发展落后、社会管理混乱等原因，这个目标未能如期实现。相反，作为重要的传统文化遗产，孔子代表的儒家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荡中，孔子甚至成为政治大批判的靶子。中国几千年来尊孔与尊师的传统被破坏到极点，教育事业面临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政治激进主义退场，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走向小康，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照耀着新世纪的祖国大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孔子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如果不认为现代性只有一种西方模式，而是具有多样性，那么中国的现代性就不是西方现代性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在继承自身文化传统、吸收域外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的自我创造。金耀基先生说：“当代中国在建构中国的现代性的文化大工程中，无可置疑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以建立人间文明秩序为终极关怀的儒家文化，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因此，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主要将是儒学与西方启蒙的价值的交接和融合。至于将来是否会出现一个‘儒学的现代性’，我不敢肯定，但中国的现代性必然会有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元素。”

　　正是在以上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氛围之下，自新世纪以来，全国各地的祭孔活动更是如春潮涌动。作为孔氏后裔第二故乡的衢州，也不甘落后。在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南孔家庙管委会四方征求意见，筹划、研讨、论证公祭孔子活动。

　　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2004年9月28日，中断了半个世纪的祭孔典礼在衢州孔氏家庙隆重举行，此后连年不辍。2004年恢复的衢州祭孔，其定位是“当代人祭孔”和“平民化祭孔”。祭祀摒弃了旧时代祭祖礼的繁文缛节，设计出了一套全新的祭孔礼仪，并尽可能地动员全市市民参与，这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祭孔文化中都属首创。这种定位更有利于打通时代、身份造成的隔阂，加强孔子及儒家思想文化与当代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促使人们在续接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身份的重建。

　　“学祭”中的道德实践

　　在这样的思路之下，我们又进而思考另一个问题：如何把南宗祭孔与衢州的教育事业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祭孔活动营造尊师重教的风尚，汲取孔子及儒家思想精华，“化民成俗”，培养学生健全的精神人格，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2005年春节刚过，孔子第七十五代嫡长孙孔祥楷先生与市教育局领导共商“学祭”方案：每年分配到衢州大、中、小学的新教师大约600名，可以让这些新上岗的青年教师作为祭祀主体，接受入职后师德师风教育的第一课，学习孔子教育思想，服务当代教育。当方案报经有关部门批复同意后，我们就跟进完善、精心准备相关实施细节。

　　2005年9月28日，衢州第一届“学祭”典礼在孔氏南宗家庙大殿举行。典礼后，新教师反映：“经历这么庄严的祭祀典礼，是莫大荣幸和深刻的灵魂洗礼。接受学祭的沐浴，让自己终生难忘和终生受用。”2007年，“学祭”活动升格为衢州市人民政府和浙江省教育厅主办，国家教育部、文化部发来贺电。省教育厅领导成为主祭人，衢州的参祭主体不变，增加了全省各地选派的校长、教师和学生代表。与“当代人祭孔”和“平民化祭孔”相比，“学祭”活动更加凸显了伟大教育家孔子的后继者——教育工作者的主体地位，这既有利于树立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又有利于建立教师的教育身份与文化身份认同，有利于建构孔子思想文化的自觉传承主体。

　　与“学祭”活动相配合，2005年和2007年“学祭”典礼举行之际，分别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为教师作“孔子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和“孔子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等专题讲座，然后组织广大教师学习实践“孔子教育思想”专题研讨和征文活动，并将优秀论文编印成集，发给全体中小学教师学习。旨在使广大教师通过学习，能够主动参与、深刻认识孔子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自2005年以来，“祭孔”又以“学祭”活动为主线，每年都在大、中、小学和幼儿园中生动有序地开展“儒学进校园”活动。如，面对幼儿园儿童的启蒙《论语》“读经班”、面对小学生的讲《论语》故事比赛、面对初中生的《论语》演讲比赛、面对高中生的《论语》学习辩论赛等。另外，衢州市还组织全市中小学生开展《论语》书法和《论语》校园剧演出比赛，创办儒学校园、儒学网站。于是，广大中小学生自然被纳入到了孔子思想文化传承主体当中，在精神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获得有益的文化滋养、打下健全人格的底子。一名来自衢州一中的辩论选手在参加《论语》学习辩论赛后感慨地说：“从初期对辩题的字字斟酌、对孔夫子所处时代背景的探索，到后期联系社会现象、探求人际关系，这整个过程都让我真实地‘触摸’到孔子流传千年朴素而又温暖的思想。”可见，辩论赛有效地促进了学生对孔子思想的自主学习和深入领悟。

　　“祭孔”以外的现实意义

　　观察反思多年的“学祭”活动，不难发现，其对于促进衢州市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码在两个方面可以取得明显实效。

　　对于教育系统内部来说，通过“祭孔”，广大教师深刻地认识到孔子代表的儒家文化不仅关乎“知”，更要关乎“行”。基于此，衢州教育系统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共识：教育要“知”、“行”结合。作为教师，不仅要努力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还要努力养成一种由内及外的人文化成之道，努力修炼“君子”人格，弘扬“仁爱”之心和“有教无类”的思想，坚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风教风。

　　要实现这样的共识和目标，离不开广大师生勤奋自觉地努力，也离不开教育环境、师资力量的保障和制度措施的支持。教育管理部门也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如：认真解决好中小学教师编制数量、优化教师结构，保证进修学历达标，严格师德考核，开展教学比武，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这些措施既构成达成教育目标的制度性前提，也成为促进衢州教育事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对于教育系统外部来说，政府和社会积极营造尊师重教风尚，参与、支持和推行地方教育制度的改革创新则显得尤为重要。2005年以来，随着“学祭”等活动的展开，尊师重教更加深入，政府和社会大力奖励优秀教师和名校长，推行“名师资源共享”、“一校两区、名校托管”和“新时期农民讲习所”等地方教育制度的改革创新措施，为教育公平推波助澜，让百姓共享改革硕果。“衢州经验”引领浙江，风靡全国。市教育局更在2012年获国务院表彰，成为“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单位”。

　　孔子及儒家思想对于建构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也正是采用“学祭”实践把祭孔与教育事业自觉结合起来的深层动因与深远意义之所在。实践证明，通过“学祭”实践，把“祭孔”与教育事业自觉结合起来收效显著、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