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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种意义上，胡适所参与的亚东图书馆古典小说出版工作，正是“白话文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之间的一个连接点，在他一生的文化活动中，占有一个十分独特的地位。

　　新式标点本源起

　　中国古典小说的第一个新式标点本，是1920年亚东图书馆整理出版的《水浒传》。事实上，这也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胡适《〈水浒传〉考证》)。

　　亚东图书馆是汪孟邹1913年在上海创立的一个出版机构，自1920年至1949年，先后印行了16部加有新式标点的中国古、近代小说，在读书界口碑甚佳。其中绝大部分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计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志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两种》《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宋人话本七种》等，共13部。1932年印行的《醒世姻缘传》、1933年印行的《今古奇观》、1949年印行的《十二楼》，则不过是其余波而已。这16部书都是白话小说，除了《宋人话本七种》、《今古奇观》与《十二楼》，其他13部又都是章回体。可见亚东图书馆选择出版这类书籍时，重心是放在白话章回小说上。

　　在“亚东”标点印行这批小说的过程中，有两个人起了关键作用，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另一个是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汪原放承担了大部分小说的标校整理工作，胡适则为许多“亚东”版古典小说写了冠于书首的《考证》或《序》。

　　通力合作保证品质

　　有意思的是，胡适和汪原放两人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均声称是由自己一方发起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不易遽下判断。但当时胡、汪二人对这件事都异常热心，因此一拍即合，却是不难想象的。“亚东”先后印行的古典小说中，始终浸透着两人的心血。他们还在幕后做了不少帮衬工作。例如1931年，“亚东”请徐志摩给即将出版的《醒世姻缘传》作序，胡适为逼“好动”的徐志摩安心撰文，索性把他关在自己家中四天(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后记一》)。就连迟至1949年，“亚东”整理印行的最后一部古典小说，李渔的《十二楼》，也是胡适早在1926年就向汪原放建议列入出版计划的(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而汪原放虽因故在1936年之后，基本不再过问“亚东”事务，但汪协如校点《十二楼》时，仍得到他的协助。胡适与汪原放的长期努力与密切合作，有效地保证了“亚东”版古典小说的出版品质。

　　胡适对出版物的质量要求自然比较严格，而他的意见，汪原放也都虚心接受。有时候出于对品质的追求，“亚东”甚至不惜放弃一些商业上的利益。例如汪原放从1920年开始标点《红楼梦》，次年正式出版。其时他用的底本是道光壬辰(1832)刻本，这个本子属于“程甲本”系统。而胡适本人藏有的乾隆壬子(1792)程伟元第二次排本(即“程乙本”)，实较“程甲本”为优，但之前胡适因在病中，未曾听说这件事。他在1921年1月23日致汪原放信里提及此事：“我若早知你们动手点读《红楼梦》，我早把我的乾隆无批本借给你了。等到我知道时，你们已排了七十回了！”言下不胜惋惜。1927年，“亚东”终于下决心按“程乙本”重新整理出版《红楼梦》。胡适在《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中盛赞此举之难能可贵：“现在他(汪原放)决计用我的藏本作底本，重新标点排印。这件事在营业上是一件大牺牲。”

　　古典小说出版盛景

　　“亚东”版古典小说新式标点本的发行，无论对胡适还是汪原放，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胡适来说，一方面，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往往把古典白话小说作为主要的传统资源提出。在那篇开“白话文运动”之先声的《文学改良刍议》中，他写道：“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1921年至1922年，他在第三、四届国语讲习所和南开大学讲授“国语文学史”课程，最后一讲(第七章)对此更是详加阐发：“小说的发达史便是国语(按即白话)的成立史；小说的传播史便是国语的传播史。这六百年(按指明、清两代)的白话小说便是国语文学的大本营，便是无数的‘无师自通’的国语实习所。”他希望出版这类作品，能有助于巩固、发展“白话文运动”的成果。

　　另一方面，1920年的胡适，正在转向“整理国故”。他这一年撰有《研究国故的方法》，文中列举整理国故的方法：“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衷旧有的注解”。三年后写《〈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又倡言现代的“古学研究”，应该“扩大研究的范围”。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批古典小说，汪原放等人作的标点、分段，是完成了“整理国故”的形式方面的任务；胡适作的一系列考证，是开始了“整理国故”的内容方面的任务。至于“注解”一条，虽然未尝有所体现，但胡适1920年在《〈水浒传〉考证》中已指出：“我想《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工夫。”我们知道，胡适整理国故，最讲究“科学方法”。他为这套“科学方法”找到的已有楷模，西方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中国是清代的乾嘉学派。此处举出阎若璩与王念孙两位代表性的乾嘉学者，也透露出“整理国故运动”的旨趣。与此同时，下工夫为在传统观念中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作详细的考论，并把其中一流作品的地位提得比《左传》《史记》还高，本身就流露出一种“扩大研究范围”的强烈意向。

　　由于“亚东”版古典小说在相当程度上贯彻了胡适的宗旨，因此1920年夏季，胡适去南京高等师范讲学之前，《水浒传》还在排印中，他就要汪原放“排几页标点、分段的《水浒》，再把《校读后记》《句读符号例》等各排一两页，订成小册子”，以供他授课时分发给学生(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他在南京高师讲“白话文学”，也讲“研究国故的方法”，而“亚东”版《水浒》的样张则是其课程参考材料。此事颇富象征意味：在某种意义上，胡适所参与的亚东图书馆古典小说出版工作，正是“白话文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之间的一个连接点，在他一生的文化活动中，占有一个十分独特的地位。

　　对汪原放来说，标点整理这批小说，也使他得以一偿宿愿。汪原放说，1916年，他就在许怡荪那里读到胡适从美国寄回的《藏晖室札记》，“记得其中有《论白话》《论标点符号》等，我非常赞成，还录了一些放在手头”(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这早已为两人的合作埋下了伏线。再从商业角度考虑，因“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的胡适为这批小说标点本做《考证》或《序》，又不啻是一个最具吸引力的广告。1920年，“亚东”首先推出《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立即引起广泛注意。邵力子、陈望道，乃至远在日本的青木正儿等都写了书评。据胡适《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说，他写《〈水浒传〉考证》时只见到71回本《水浒》，《考证》刊行后，引发了搜求不同版本《水浒》的风气，十个月内别人便提供给了他四种，有100回本，有115回本，也有120回本，青木正儿又把日本所藏两种《水浒》版本的回目与序例抄录了寄给他。“亚东”版《水浒》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由此看来，无论在知识界，还是在普通读者群中，“亚东”版古典小说都拥有不少诚挚的读者。这批书的不胫而走，也帮助亚东图书馆走出了经济困境。这个小型出版社成立以来，尽管先后发行了一些颇为著名的杂志，例如章士钊办的《甲寅杂志》、傅斯年等办的《新潮》、李大钊等办的《少年中国》等，渐渐为人所知，然而财务状况一直捉襟见肘。古典小说标校本长销不衰，成为亚东图书馆一个重要的营利来源。

　　在古典小说新式标点本的诞生过程中，文风、学术与商业利益三者结合起来，竟形成了相互支援的态势。这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是难得一见的景象。及今思之，犹令人向往不已。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