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西的官场地震，在省委书记袁纯清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后暂获平静。
在交出治晋接力棒前，这位中纪委秘书长出身的官员，以《求实》上的一篇《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旗帜鲜明反对腐败》，最后一次论及“贪腐”——就像4年前履新时，他也曾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久被诟病的山西官场。
谁也没有想到，昔日锐意进取的袁纯清不但没有改变山西官场乱相，反而在他任内，官场地震等级越来越大。自2014年6月以来，包括4名省委常委在内的8名省部级干部(包括在山西履职多年的申维辰)先后被查。这让山西成了十八大以来落马“大老虎”最多的省份。而据《新民周刊》统计，山西落马的厅级干部数量也排在全国前三。而在诸多官员落马之前，更多的煤矿业老板纷纷被带走调查。
为什么是山西？
答案简单而又复杂。曾经是盐业，现在是煤炭，从历史到当下，山西的政商关系一直以扭曲的姿态发展。权力与产业之间的红线，从来没有彻底清晰过。
这次官场地震，更像中央对这种扭曲关系的一次彻底清算。红线两侧，无人可以幸免。
“比煤还黑”
为何拿山西官场开刀？
2005年，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于幼军的一句话似乎可以作为答案：“山西的老顽症，二十多年就这样，整治非常之难。”他说：“阻力不仅是几千个非法矿主，而是背后的干部，每个非法的矿没有十个八个基层党政干部和执法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保护伞，它是干不下去的”。那时候，山西合法煤矿4200个，而非法煤矿比这一数字还要多。
历任山西省长都曾对山西吏治表达过自己的不满。山西省原省长于幼军曾指出山西地方官员的诚信缺乏、大局淡化、服务冷漠、效率低下，而他的继任者孟学农则直言山西官员缺乏市场意识和锐气。后来的省长王君，更曾被全省安全生产会议上频繁的迟到早退激怒：“如果把部队带到这个程度，那工作还怎么搞？什么都搞不成！“
那一次，负责点名并发现7名安全官员缺席的，是现任山西省长李小鹏。
他曾用了8个字描述山西主政的压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在山西省委声明拥护中央反腐决定的这一天，他未打招呼直接赶到煤矿突击检查安全生产情况。
他的副手，有着“煤炭业大总官”之称的副省长任润厚，已被中纪委宣布调查。在成为副省长前，这位山西代县人曾掌管潞安矿业10年之久。山西的官方腐败往往与煤相关，却“比煤还黑”。
运城、大同、阳泉、吕梁是山西的煤炭资源重镇，也是山西历来“出官”的宝地——山西官场甚至有“运城系”和“吕梁系”之说——然而如今，它们却都成了官场崩塌的重灾区。
8月22日，一辆满载中纪委工作人员的考斯特中巴车开进山西煤炭重镇吕梁。十多个小时后，山西省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曾经，他在吕梁主政8年，如今已离开这3年之久。
和聂春玉几乎同时被调查的，还有吕梁的前市长丁雪峰、曾分管煤炭工业的副市长张中生。而出身吕梁的原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也被曝与当地煤老板相熟。
两个月前的山西运城，杜善学和令政策案被通报1个多小时后，市委书记王茂设就被有关部门从办公地点带走。据传他和杜善学、令政策都有过密切的交往。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曾对媒体如此分析：山西官场生态明显具有地缘关系或工作经历交集的特点，他们往往以同乡或同在一地工作过为特点，这种以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小宗派。可以确定的是，近一轮“反腐风暴”中落马的“山西八虎”中，七人都原籍山西(除北京人金道铭之外)。
几年来，山西曾多次开展“整风”行动，官场的整顿和问责力度从未减弱，但吏治仍然是这个资源大省急需改变的难题：
在2011年，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领导组办公室对外发布，两年多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3289人，涉及厅级干部8人。但也正是这一年，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白培中家中遭抢劫，被抢走财物价值1078万元人民币。随着案件查明，白培中的违纪行为才被牵扯出来。
那一年，在山西省委主导的调查中，白培中只得到了免职及留党一年的处分。那时候人们并未想到，这起事件将成为纪委调查的线索之一——让积攒多年的山西官场黑幕在3年后击中爆发。
煤商与红顶
官场强震的几天后，9月3日，山西太原，第二届晋商大会并未因为官场与商场的地震而取消。作为组委会主任的原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却并不出乎意料的“缺席”。
工作人员提前撤下了为她起草的开幕式讲话稿，以及一切与她有关的资讯信息。
相比于首届大会的宏大场面，第二节参会代表被缩减到了270人左右，减少了至少700人。诸多新闻媒体在参会前一天，才接到仓促通知：因本次会议规模小，人数少，谢绝记者参会及采访报道。
被带走调查的纪委山西商人，同样没能出现在这届大会上。《法制晚报》的两位记者张恩杰和冯明文曾试图在会场外采访与参会的晋商——“他们大多闭口不谈，神情木然，匆匆离去”。
在官场地震中涉案的山西商人，不乏白手起家而登上胡润百富榜的晋商“典范”：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珠，出身农场技术员；山西前首富张新明，生于贫寒农村家庭；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贾廷亮，本是赶驴车的农民；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邢利斌，由承包小煤矿起家声名鹊起……他们的成功依靠机遇，更依靠着山西特有的政商关系。
在明清两代，“政商勾兑”就曾让晋商走向巅峰。明代的盐业专卖改革(开中制)，使得商人可以将粮食运到边疆，以换取销售盐的凭证——盐引。在盐业垄断的环境下，这意味着巨额的财富，相当于后来的采矿特权。
当然，明朝为了防止官员腐败，同样禁止达官贵人参与贩盐。但晋商和徽商却依靠与官府的勾结，获得了盐业的垄断。
晋商第一代富商大多拥有官场背景。那时候，山西商人住宅屋顶上都可以看到两个兽头。据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
明代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曾状告张王两家垄断盐业暴富的罪行，要求“治罪崇古，而罢四维”。但张王两家势力如此之大，最后不了了之。直到末废除盐商垄断特权后，晋商和徽商先后走向了衰落。
山西官场历来视晋商为“可啖之物”。乾隆初年的河东盐政白起图，曾在任期间“或贿买引窝，或吓诈银两，或滥差扰累,，纵役需索，以致强荐长随，收受礼物”。
经济学家梁小民曾如此评价晋商的成败：“封建社会，皇权高于一切，只有勾结官府才能经商成功，这是一条规律。综观整个历史，权力越集中，企业越离不开政府，越需要有政府的权力才有商业的成功。”
仿佛是历史的轮回：明清晋商从南部起家，正在因为运城的池盐——然而百年后，这里的煤矿又因为官商勾结形成了新的垄断。
早在2005年，山西佟明晶就曾拉当地公安分局副局长及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年等官员入股，参与小煤矿开发。而最出名的原运城市公安局长段波，曾被曝出持干股获利高达2亿元。
随着一起起涉腐案件的曝光，山西境内以煤炭为纽带建立起的复杂政商关系逐渐暴露。据媒体报道：此次落马的聂春玉、杜善学、张中生都是富豪邢利斌的“朋友圈”。而坊间更是有“中钢袁玉珠只是总经理，张中生才是董事长”的传言。
即使煤炭资源重组，有着官场资源的煤老板在山西依然如沐春风。2012年，富豪邢利斌7000万嫁女让山西形象受损。甚至省委书记袁纯清都对此大为恼火，为了试图消除外界对山西的负面印象，他在“新晋商、新形象、新境界”民企座谈会上表示：“随着时代发展，山西煤老板将淡出历史舞台。”
煤业之外，山西的房地产同样依靠于山西特殊的郑商关系：早先落马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曾被曝与房地产商相关密切。其中地产商胡树嵬与申维辰是大学同学，申在太原任职后，胡就从一个门外汉迅速成为太原的“拿地王”。
几百年来，晋商与晋官仍未走出黑金的轮回。
养商与买官
在脱离自由市场经济的官场与商场里，官能养商，商也能养官。
山西吏治之乱，在频发的“买官卖官”事件中同样可见端倪：聂春玉主政时期，吕梁政商互动频繁——老板资助官员买官，官员帮助老板平事。他们形成了隐秘的关系网，控制资源垄断，影响干部升迁。
在山西某些官员甚至以与有实力的煤老板交好为荣。据媒体报道，此前已被带走的邢利斌，曾为聂春玉的上位提供了资金和关系。还有消息显示，邢利斌同时也是杜善学背后的金主。
同样被调查的丁雪峰曾于2001年至2009年任职吕梁副市长。来自吕梁市相关人士的说法是，由于是外地人身份，大同人丁雪峰一直无法进入吕梁政商互动关系网，因此长达8年一直未升迁。为了获取市长职位，丁雪峰曾召集多位民企老板，筹集资金，通过中央某周姓高官运作市长一事。
可以印证的是：丁雪峰事发前后，吕梁市多位民企老板曾被叫去谈话。丁被带走后，几位民企老板也被带走。
吕梁市新闻办主任高丽萍曾在一篇《被官本位文化绑定的山西官员》写道：“官本位成为了山西政界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的驱使下，官员们陷入了一个永无休止的怪圈之中……人们不择手段、想尽一切办法获得升迁……”
对于使用如何的“手段”升迁，一位吕梁下辖某县官员曾向媒体直言不讳：老板资助官员买官；而老板遇到问题，由官员出面摆平。
就连已经落马的金道铭也对山西的“官本位”有过反思。2013年，这位山西省委副书记还在两会上如此谈到：“经济要发展，谁做主角？是政府还是企业？我觉得我们要反思，在山西还是官本位思想太强，企业仍然弱势。”
当然金道铭同样没能走出官本位的诅咒。在特殊的官商关系中，有着“三晋第一煤老板”之城的山西前首富张新明，有着“山西地下组织部长”的名号。他被调查后，为自保牵出两位省委常委，其中就包括金道铭。
据称，这位山西省委原副书记曾主导了两件在全国产生影响的腐败案件——“房媳”案和白培中案的处理。两案令人大跌眼镜的处理结果，最终也成了导致金道铭落马的一个线索。有山西官员在案发后向媒体反映：金道铭善于运用自己的身份，帮有求于自己的官员“破财消灾”。
在已有的报道中，“买官卖官”现象在山西极为常见：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卖官受贿88万换来11年徒刑；山西翼城县委“卖官书记”武保安8个月获利500万元；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原局长邵建伟，在干部调整及为犯罪嫌疑人办理取保候审过程中，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达162万元；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父子被指一年内卖官上百人，一个派出所所长职位“优惠价”达百万……
在这片充满魔幻现实的土地，甚至有晋官因为“卖官”丧命：2007年，山西大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南郊大队副教导员宋建忠将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李慧敏杀死在家里。宋在落网后交代，为解决正科级别，他先后两次共送给李慧敏人民币18万元。此后，李迟迟没有兑现承诺，宋建忠才顿起杀心。
中纪委对于山西卖官卖官的惩治，其实早有预兆。8月2日，《山西日报》曾刊登了省委常委会的一次工作会议。
这场会议由省委书记袁纯清主持，主要听取了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工作：“要大力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对‘买官卖官’、‘跑官要官’、档案造假、违规提拔等问题细化具体整治办法。”
只是那时候，山西官场中人大都没能想到：仅仅一个月后，省委常委会上的3名省委常委相继落马。
官场困局
官场之乱，似乎从来不只是“人的问题”——2007年8月到2008年9月的400天里，山西“火速”更换的3任省长，都并未能解决官场的困局。
从于幼军到孟学农，再到王君，几年里，山西地方大员们的命运总是跟这个省份事故频发一样坎坷——他们不断重复着“事故”-“检讨”，“检讨”-“事故”的循环。而不停的官员问责，也让山西官场中人常有“晋官难当”的感叹。
2005年，刚刚在省人代会上全票当选为山西省省长的于幼军，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上。山西煤炭事故频发，他不得不频繁道歉——“作为政府主要负责人，我对此应负领导不力的责任，深感内疚。”
那时候，煤矿的产权改革轰轰烈烈进行，各路资本纷纷涌入山西，加之煤价一路高升，“山西煤老板”鸿运当头。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就有9位山西富豪；同年的“胡润百富榜”上，14名依靠能源发家、拥有“数十亿身家”的山西富豪被列入榜单。
于幼军说：“原有的煤炭发展思路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有根本转变。”然而话音未落，黑砖窑事件代替了矿难，让山西再次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他两次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和全省人民做检讨，并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和家属道歉。在山西省内的一次会议上，他干脆站了起来，向与会人员鞠了一个躬——拜托山西的官员们避免黑砖窑事件重演。
也正是从于幼军开始，“深刻检讨”几乎成了此后几任山西省省长共同的宿命。
于幼军的继任者孟学农在山西省襄汾县发生“9.8”尾矿库溃坝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后如此说道：“我作为一省之长，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省人民作出深刻的检讨。”而就在9个月前，他刚刚就洪洞矿难向国务院作“深刻检讨”。
主政山西本是孟学农的“背水一战”。很多人都相信，“复出”的孟学农本可以在山西任上大有一番作为。然而因为突如其来的溃坝事故，2008年9月14日孟学农辞去山西省长之职。一年后，这位省部级官员才写了一首诗——《心在哪里安放》。
孟学农辞职后，正在调查“山西襄汾溃坝事故”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王君被“就地”任命为山西省代省长——在中国政坛，这样的任免方式十分少见。被称为“安监省长”的王君上任后，迅速推动煤企“国进民退”，那时候，山西事故频发的众多小煤窑被关闭。
2009年，随着“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和煤炭资源整合”工作的启动，山西政府计划将煤炭企业数量从2200个减少到100个左右，据说因为煤改退出煤炭领域的资达有1400亿元。
不过，就像前辈的晋商们一样，昔日风光的“山西煤老板”凭借着丰厚的官场资源和娴熟的江湖经验，构建起新的政商网络。
据媒体报道，聂春玉主政吕梁期间，在煤炭市场繁荣大环境下，两次煤改造就多了位能源大鳄。而这些煤、矿老板又与当地官员相互支持、利用，形成吕梁政商互动关系网。
由于官场与煤产业的多年顽疾，山西甚至形成了官场、商界、媒体间特殊的生态。2008年7月14日，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李家洼煤矿发生重大炸药燃烧事故。为瞒报事故，矿主支付260多万元收买记者。在排队领取封口费的真假记者中，有10名记者最终被认定“涉嫌犯罪”。
当时有报道称：这些涉案记者大都是山西籍，大都曾在山西工作生活过，然后打着北京媒体的旗号到矿上索要封口费。即便如今，有外地记者到山西采访，当地记者甚至仍会邀请对方一起找个黑煤矿“挣一笔”。
现任省长李小鹏同样无法躲过前任们坐过的“火山口”。2013年，它上任20天，山西5发事故。他在主持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时感慨：“现在我们不是从零做起的问题了，是从负做起。”
一语成谶。
那一年和他还是同事的山西省委常委班子，如今已有7人落马或去职。山西的主政者们的确需要“从负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