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份以来，“少女失联”的新闻频频见诸于网络，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公众对社会治安的信心。这波恐慌情绪起始于一名叫高渝的女孩因“搭错车”而与家人失去联系，最终证实被黑车司机杀害的案件。其后，又有一名济南少女被黑车司机囚禁虐待的消息曝光。自此，“少女”与“黑车”两个关联度不大的词汇紧密联合在了一起，随着多起“少女失联”案件的集中曝光，公众产生了“少女失联恐惧症”。

　　有数据表明，“少女失联恐惧症”与新闻报道偏好关系密切。来自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显示，在全球凶杀案受害者中，男性远多于女性，在中国这一数据占比分别为78.1%和21.9%，但女性失踪案从来都较为容易被新闻媒体拿来做文章。这种现象早已被社会学家发现，并命名为“失踪白种女人综合征”。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祖克教授解释了这种新闻偏好产生的原因：“设想一个童贞、纯洁、金发的公主失踪了，在社会阶层、性诱惑和年龄上有太多的文章可作。”(数据来自于腾讯“今日话题”)

　　这种新闻报道偏好往往容易造成“媒介真实”与“客观现实”的割裂。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认为，公众容易陷入“集体无意识”，对情绪的接受能力远大于对理性判断的认知能力。缺乏媒介素养的受众容易情绪化地接收媒介信息，把“媒介真实”与“客观现实”混为一谈，从而造成认知偏差。这就是“少女失联”频繁曝光的新闻原理被清晰解释后，恐慌情绪并无太大好转的原因。

　　原本普通的社会治安案件，由于多种情绪的叠加，形成了如今的“少女失联恐惧症”。在这些情绪中，就包含了对事件本身的恐慌，和对社会组织保障其个体安全的诉求。恐惧促使公众急于摆脱“危险”，同时公众也意识到自身防御能力有限，于是把获得安全的希望寄托在社会组织上。期待通过“差评”唤起社会组织的责任意识，期待通过对其他社会问题的联系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源”，期待从“根子上”提高社会安全保障水平。

　　传播学界认为，公民媒介素养的整体提高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这就要求社会管理者能够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对媒体中的各类信息具备快速反应的能力，并形成机制，来应对公众的情绪，以防“小微舆情热点化”，造成不良影响。

　　社会管理者们需要具备怎样的媒介素养？

　　首先，要能够从热点事件中找到该事件成为舆论焦点的原因，并读懂成因背后的社会情绪；其次，针对这些社会情绪，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最后，要懂得通过媒体报道，与公众产生“对话”，从而达到消解的不良情绪的目的。以此次“少女失联”的恐慌为例，它反映的是公众对公共安全的诉求，那么相关部门就应该根据诉求采取行动，包括加强对黑车的排查与治理、对传销网点的打击、对流动人口多治安环境差社区的排查，以及加强长途客运的治安管理等。并相应地增加此类消息的媒体投放，让公众感受到正在“受保护”，消除公众恐慌、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