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两名留守儿童常年见不到爸妈，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向孩子父亲送达了一份《督促令》，两名留守儿童也在法官的陪同下，在南京某建筑工地见到了多年未见的父亲。这是江苏省法院向久不归家的父母发放的全国首张关注留守儿童《督促令》，目的是督促多年外出务工的父母抽空回到家乡，履行法定抚养、教育孩子的义务。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指的是从儿童的身上能够看到其将来的心理与个性或者成就与功业。而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起最重要作用的是家庭。加拿大社会学教授大卫·切尔指出，家庭生活会对儿童成年之后成为何种类型的人起到重要影响。在童年记忆中，或许在某个时候，我们感受过父亲的严厉，他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不能做，做了就要受到惩罚，于是我们学会了第一项社会规范；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想为什么就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为什么自己在家庭中最持久的身份是“孩子”而不是别的什么，在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或者不认同的过程中，我们也渐渐承担了第一个社会角色。儿童时期是我们理解自己、认识社会的启蒙阶段，无数关于社会的第一次都发生在与父母共同度过的那段时光中，父母为我们适应将来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最初的训练。

　　数以亿计的农民外出务工，由于父母缺位造成了家庭结构或者家庭抚养方式的改变。家庭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功能弱化甚至缺失，可能造成留守儿童的社会化程度不够或者偏离正常的社会化方向，从而导致留守儿童的一系列问题。

　　通过对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河南的400名留守儿童的调查，我们发现能够和父母在一起是留守儿童最开心的事情。但是，50%以上的留守儿童，父母每年只在春节时回家一次；近20%的留守儿童，父母不能每年回家一次；有的甚至外出后一直没有回过家。可以说，在留守儿童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里，他们几乎成为了父母不在场的“事实孤儿”。

　　近年来，因父母缺位而发生的留守儿童极端事件频频见诸报端。这些的极端事件，很容易引起大家的触动。然而，父母长期缺位对留守儿童的心理、人格、社会态度等方面的影响，未必都能够在短期内暴露出来，这或许是更长期且更普遍的问题。试想，在留守儿童长期生活的农村社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因为父母不在身边，一定会遇到很多需要帮助而无法获得帮助的时候，此时，亲戚邻里也未必能够提供帮助。长此以往，留守儿童的社会观里，很可能会缺乏社会互助的成分，这对其成年后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态度会产生重大影响。英国诺丁汉大学伯纳迪媞·罗宾逊教授的研究指出，在农村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潜在的心理问题，此时，若有父母或教师能对其进行必要的交流和疏导，大部分潜在的心理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而若长期积压，有些潜在的心理问题很有可能发展成现实的心理问题。

　　面对留守儿童生活中父母的长期缺席，我们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外出父母的失责，甚至无情。因为农村留守儿童沉重的生活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并非个体家庭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在巨大的家庭生计压力和货币需求压力下，农村家庭为了获得现金收入而作出的不得已的选择。生活在普遍商品化的控制下，留给农村人的选择似乎并不多。对很多家庭来说，外出务工是获取现金收入的唯一途径。试想，倘使有所选择，哪个父母不希望陪伴子女健康成长？倘使有所选择，哪个孩子不希望在父母面前撒娇嬉闹呢？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农村留守家庭的产生，其根本在于以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商品化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对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产生的巨大挤压，是以农村家庭幸福为代价来汲取乡村资源、实现现代化经济增长的结果。因此，作为“事实孤儿”的留守儿童，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看作是目前的发展模式中的“体制性孤儿”。面对这一严肃的社会问题，我们或许应该思考：农村家庭真正想要的是怎样的生活，国家的发展又该还他们一个怎样的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