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乔家大院》，让晋商文化在中国家喻户晓；一场“7000万嫁女”的盛大婚礼，更定格了山西煤老板的土豪形象。如今，策划了《乔家大院》的申维辰黯然落马；而“7000万嫁女”的主角，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邢利斌也被警方带走。

　　4月下旬，在太原市中心柳巷附近的一间咖啡屋里，一名太原房地产企业的高管向廉政瞭望记者感叹：“老板如今恨不得坐飞机也让手机畅通。因为一旦关机，各种谣言就会四起。”此前，在太原地产界颇有背景的千禧集团董事长史国民和得一集团董事长胡树嵬先后被带走。哪个企业家“又被抓走了”，一时成为各类饭局上津津乐道的谈资。

　　商人命盘在官员手里

　　2014年春天，太原的天气不错。气温早早回升，市民卸下笨重的冬装。难得的暖春，却未让太原某些政商界人士的心情好起来。在他们耳畔响彻的，只有阵阵“春雷”。

　　4月3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援引山西省纪委的消息称，山西省直机关工委副书记郭忠实，高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晓波，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至此，十八大之后，已有23名山西(或主要在山西任职)厅级以上官员被调查。尤其是申维辰与金道铭，两名部级高官，就在这个春天被反腐“雷暴”击中。

　　官场的震动效应很快传递到商场。除了史国民、胡树嵬，太原商界还有多名企业家正在协助调查。

　　在当下的中国，政商关系是个热门话题。尤其在山西，谈及政商关系更显敏感，甚至会有人不自觉地将其与官商勾结联系在一起。

　　廉政瞭望记者在太原见到了乔志峰，他是一名身家上亿的山西煤老板。与其他煤老板留给外界的印象不同，乔志峰温文尔雅，谈吐颇有风度。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拿到大专文凭，近年又攻读了MBA课程，在煤老板圈子中素有“儒商”之名。乔志峰说：“像我这样，还算读了点书的煤老板，其实在山西有很多。外界对于煤老板的固有印象，很大程度上是误读。”

　　乔志峰说，山西煤老板的崛起与衰落，都和政策变化有直接关系。因此，煤老板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人人都希望结交官员，但也清楚，官员不会与我们成为真正朋友。”

　　据乔志峰介绍，十多年前，煤炭行情很低迷，政府的政策是鼓励私人或企业承包煤矿。那时的煤矿几乎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有些煤矿承包不出去，政府还要找人做工作。“多数日后暴富的煤老板，在接手煤矿时都没有什么喜悦之情。”终于熬到本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煤炭行情迎来井喷式的“黄金十年”。“但凡手里有座煤矿，起码赚它个千把万。”

　　山西煤老板暴得大名，其中一些人奢华的生活方式更令外界瞠目结舌。近年来政策转向，山西省政府力推资源整合，国有企业跑马圈地大肆收购私人煤矿，绝大多数山西煤老板都已经退出煤炭行业。

　　不少山西商人，都与乔志峰有着同样心态——自己命运的起伏，实际掌握在政府手中。

　　42岁的女人王辉，自2011年6月当选为山西省文水县副县长——这名山西雪恩农牧集团前董事长——即陷入当地政界与坊间的争议中。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选前各乡镇书记接到指令，如王辉落选，书记免职。王此前曾参选政协领导，市委向县里下令必须选她，否则县委书记下课。一年后，虽吕梁市委派出调查组否认了上述传闻，但还是表示“在王辉工作调动及提拔调整职务过程中，有关地方和部门把关不严、监管不力、管理不到位”，最终将王辉辞退。

　　官员前途也和商人挂钩

　　因为煤炭暴富的商人手里有钱了，内心也有结交官员的积极性，自然就能生产出威力更大的糖衣炮弹。然而许多商人依旧感慨：“和官员打交道，糖衣炮弹也不一定管用。”

　　乔志峰告诉记者：“山西官场风气未必就比其它地方恶劣多少，不过这里确实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在山西，金业煤焦集团董事长张新明有着惊人的活动能量，但也被公认为是“麻烦制造者”。今年2月，山西吕梁前市长丁雪峰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据媒体报道，事发是因为丁雪峰运作争取吕梁市长一职的内幕被发现，张新明通过神秘富商周滨继母之父秘密运作相关事宜。为了获得吕梁市长职位，丁雪峰找他过去的老师为其疏通关系，吕梁孝义市两名企业主分别为丁筹资1800万元与50万元买官。“丁上任后，自然要投桃报李。”相关人士分析。

　　作为产煤大省，频发的矿难也一次次将官商之间的暧昧关系公之于众。发生在2004年的红窑沟矿难，就因为官员的包庇，死亡人数至今成谜。

　　2004年12月17日，大同市左云县店湾镇范家寺村的红窑沟煤矿，因井下运输皮带起火引燃煤层，死亡人数不明。矿主李克伟在红窑沟矿难发生后，没有组织抢险，而是立即封住了井口，数月后才打开井口转移尸体。

　　封住井口的同时，矿主必须对当地官员和媒体“封口”，这是隐瞒矿难的潜规则。矿难发生时，申公元是大同市公安局长；王雁峰是大同市分管煤炭、安全的副市长。据称，李克伟为摆平瞒报之事，曾向王雁峰、申公元等大批官员进行利益输送。

　　当时井下有多少矿工？至今，各种说法仍然不一，有说不到10人，有说80多人，还有说是200多人，多是外地民工，以四川籍居多。

　　直到2009年年初，这一瞒报数年之久的矿难才被媒体曝光，大同多名官员被查处。而随着调查深入，人们才发现，好些个落马官员，根本就直接在煤矿拥有股份。

　　山西官场里圈子文化盛行，官员之间彼此也存在矛盾，这更让喜欢结交官员的商人无所适从。“自己是诚心拜佛，见着菩萨就烧香。可真要和某个菩萨关系热络了，没准就会得罪另一个菩萨。”乔志峰苦笑着说。

　　最近朋友向乔志峰推荐了一本小说《掌舵》，他对于书中有关政商关系的描写感触颇深。乔志峰尤其喜欢书中的一句话，“中国的商人，谁不得去找棵大树。左宗棠失势了，胡雪岩就跟着倾家荡产，李鸿章一死，盛宣怀也黯然失色。难道他们想这样！”

　　政商关系的转型

　　一名山西政界人士还向记者讲述了山西政商界的另一个特点——离北京太近。由于地理关系，山西与北京的关系向来紧密。在明清两代，山西富商就有进京置产的习惯，京城的达官显贵也时常到五台山参禅礼佛。

　　这名人士说，江浙一带的有钱人，如果不去上海买套豪宅，似乎就感觉不上档次。在山西，许多政商界人士也有去北京一掷千金的习惯。近年来，山西煤老板被认为是北京房价飙升的重要推手。甚至在京城的饭局上，时常还活跃着操山西口音，自称在五台山修行多年的“大师”。

　　此外，山西还是革命老区，许多红色家族的后代都有一份浓厚的“山西情结”，甚至许多跟随父辈进京的大院子弟，尽管操一口地道的京片子，但其对外公开的籍贯地依旧为山西。

　　山西的政商界人士，似乎都以和北京攀上关系为荣。如果在饭局上，仅仅吹嘘自己认识太原的某位领导，显然不足以引起周围关注。

　　“山西人那种憨直仗义的个性，在结交官员时也许真能派上用场。比方说丁书苗，一个地地道道的山西农村妇女，硬是和刘志军攀上关系。”山西当地一名媒体人说。

　　历经多次煤改，山西煤老板正在退出历史舞台。老本行不能再干，手里又捏着巨额资金，许多人开始谋划转型。提起这一点，乔志峰内心并不看好。“如今的煤老板和老派晋商不一样，除了挖煤炭，剩下的本事就数去官场结交朋友。要做其它生意，的确不容易。那些转型的煤老板，如果投身房地产，这点本事还能派上用场。干其它的就惨了。比方我的一个朋友，只有小学文化。拿着几千万去北京开了家文化传播公司，结果赔了个精光。”

　　谈到晋商转型，外界有评论指出，该转型的并非只有企业，那种畸形的政商关系同样面临转型，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乔志峰说：“市场经济的大体框架毕竟是在中国建立起来了。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企业当然还得和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也得提升。仅靠搞定某一个人，在市场竞争中未必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应采访者要求，乔志峰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