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总结了去年杭州法院的工作。去年，杭州中院受理案件1800余件，调解结案率在10%到30%之间。在调解方面，中院的民五庭法官王宓的“多方借力”、“旁敲侧击”、“以情动人”、“现场勘查”、“循序渐进”、“多重施压”、“巧借风俗”、“先行止损”、“案外补差”、“案例引导”等“调解十法”，在中院及各级基层法院都得到了推广和运用。

　　民五庭余文玲副庭长讲了她调解的一起案件：

　　王先生从周女士手里买下一间100平方米左右的二手房。

　　这套住房位于杭州市中心，均价约每平米26000元，总价298万元。签订买卖合同后，王支付了150万预付款，周把钥匙给了他。

　　由于房屋内饰老旧，王先生又花了2万来块翻新装修。装修时，听邻居说，这幢房子原本住着一对夫妇，后来大妈自杀，大伯搬了出去，这才会把房子卖掉。

　　“买房的时候没人提过这事啊！”王先生不舒服了，说，这房子是给父母作“养老房”的，父母知道的话怎么会肯住。

　　王先生气冲冲找周女士质问。周说，母亲患抑郁症十多年，在2012年4月的一个夜晚，翻出窗户跳楼自杀。周的工作单位在上海，事后，她把父亲接到身边，这才打算卖掉杭州的房子，凑钱在上海购买新房。

　　周反复强调，自己并没有刻意隐瞒，也不可能退还购房款。王一纸诉状，把她告上法庭。

　　法院一审判定，周女士母亲的死亡地点不在屋内，情况与普通意义上的凶杀案件存在差异，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出卖人存在欺诈事实，故驳回王先生的诉请。

　　王不服，上诉。

　　杭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余文玲副庭长接手了这起案件。她说，在房屋买卖纠纷中，“欺诈”通常是指卖方对房屋的客观质量问题存在隐瞒或欺骗。周的母亲跳楼自杀，与房屋本身质量之间没有直接关联，原告认为卖方存在欺诈行为，从法理上看，是没有充足证据的。

　　“但从情理上来讲，原告的诉请也非毫无理由。”余文玲说，大多数人都对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房屋心存芥蒂，王的想法其实不难理解。

　　考虑到平衡双方利益，庭后，她主动联系原被告开展调解工作。

　　经过余文玲的一番努力，今年年初，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周退还王150万预付购房款，王则根据房屋市场价值的波动给予周25万元的经济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