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规划，可能出现“鬼城”和大量贫民窟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说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的历史过程，难以规划。你多次参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讨论，你怎么看待规划对于城镇化的作用？

　　魏后凯：这不矛盾。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目标。城镇化是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不能因为这一点就不搞规划。这就如同过去我们说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那政府就不应该规划引导，但是后来大家还是觉得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所以，不能否认政府的作用。

　　政府编制规划可以发挥引导作用，政府可以对城镇化做顶层的设计，有一个整体的安排。毕竟，城镇化需要很长的时间，应该有配套的体制机制，推动相应的改革。相反，如果没有规划，城镇化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在拉美，因为过多人流向大城市，造成了大量的贫民窟，这就是没有政府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城镇化规划上合理引导的教训。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没有出现大量贫民窟，这是中国城镇化很大的经验。

　　当前，我们需要规划来避免当前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一些误区，来弥补当前市场造成的缺陷。如果没有好的规划，城镇化可能出现房地产化，大家都去搞房地产；如果产业跟不上，就可能一些地方出现“鬼城”；如果城镇化在推进时没有和农业现代化结合，农村就可能出现一些“空心村”，出现“农村病”；如果大城市没有规划，就会出现交通拥挤、房价上涨、空气污染等大城市病。所以，城镇化规划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当前亟须的。

　　城镇化不能以生态、农业为代价

　　《中国经济周刊》：当前，很多人认为我国城镇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如何实现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魏后凯：当前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是基本协调的，过去我国城镇化曾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但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这种情况已基本改变。现在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城镇化的速度和水平，而在于城镇化的质量太低，是没有质量的城镇化，没有市民化的城镇化。所以，下一步中国城镇化的重点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而不是去追求速度有多快、水平有多高。

　　同样，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也是一个大的问题。过去，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一些地区的城镇化就是建立在牺牲耕地、牺牲农业现代化基础上的。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在快速推进，但耕地在减少，粮食产量在下降，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它们由国家粮食主产区变为国家粮食主销区，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甩给了中西部地区。如今，要是我们都采取这个办法，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谁来保障？这可是个天大的问题。所以，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千万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耕地、农业为代价。

　　我国城镇化率

　　2050年接近天花板

　　《中国经济周刊》：根据你的研究，未来还将有多少农业人口流入城市？我国何时能完成城镇化的过程？

　　魏后凯：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一个转型的时期，即由加速向减速转型推进的时期。一般来讲，城镇化率在30%~70%时，城镇化是一个快速推进的时期，在30%~50%时是一个加速推进的时期，50%是一个转折点，50%~70%是一个减速推进的时期。现在中国的城镇化是53.73%，我们正处于减速推进的过程。未来，我们城镇化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1996—2012年，我们城镇化年均推进速度是1.39个百分点。我们估计，在2013—2030年，我国城镇化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会是0.8~1个百分点；到2030—2050年，速度为0.6~0.8个百分点。相比较，我国现在的城镇化速度还是很快的。估计到203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要达到68%左右；到2033年，我们的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

　　205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可能会超过80%。城镇化率不是越高越好，城镇化率会有一个天花板和饱和度，我们认为这个饱和度是85%左右。未来，可能有10%~20%的人还是农村人口，由于很多人愿意住在农村，农业人口可能低于10%。到2050年，我国城镇化率基本就接近这个天花板，城乡人口结构、土地结构、空间结构稳定下来，我国就基本完成城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