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刘保生在为学校唯一的学生上课。

　　林州西北，“北雄风光最胜处”的太行山横亘于此，群峰秀拔峭壁险峻，是许多旅游爱好者和写生者的钟爱之地。

　　高家台希望小学就坐落在太行山深处，学校鼎盛时期有60多个学生、10多名老师，响彻山谷的朗朗读书声曾是叫醒大山和世居于此居民的“闹钟”。时光荏苒，随着年青一代走出深山，学校日渐式微，到如今，学校只剩下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和一座空寂的院子。

　　一个学生的学校

　　黎明前的大山深处，山如剪影镶嵌在夜空中。

　　崔随娣起了个大早，在地里转了一圈回来，半山腰上依山而建的学校还没有开门。

　　很多年前的这个点，学校早已经亮起了灯光，朗朗读书声响彻山谷，像个“闹钟”，叫醒沉睡的大山和世居于此的人们。

　　崔随娣晃了会神，天色渐亮了，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上出现了两个身影，一大一小，一前一后，“刘老师他们来了！”崔随娣看着身影说。

　　这是个周一的早上，和其他学校不同，这里没有唱国歌升国旗仪式，只有一个孤独的身影，捧着课本早读——声音清脆单薄。

　　高家台希望小学建于1990年，由当地村民捐款和政府拨款共同建造。在上世纪90年代学校最鼎盛时期，有七个年级：学前班到六年级，60多名学生、10多名老师。

　　现在的校园，一片清冷，当年村民集资捐建的教室大门紧锁，有些门上的锁也锈迹斑斑，窗户台上一层厚厚的灰尘。

　　2012年，刘保生被调到高家台希望小学的时候，学校还有5个学生：3个一年级，两个学前班，崔随娣的孙子就是其中之一。

　　去年夏天，一年级的学生升至二年级后，就转到了乡里最大的学校——距此几十里外的郭家庄中心学校。

　　仅剩的两个学生，一个跟着父母去了别的地方，一个就是秦靖桅。

　　一位老师的坚守

　　刘保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家住石板岩乡石板岩村西湾小组，1977年，高中毕业两个月后，刘保生被村里聘为小学老师，至今已经过去了37年。

　　在那个人民公社年代，“教一天课等于一个工，10分，相当于一天几毛钱。”刘保生说，“到了月底，公社还会另外补助两块钱。”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席卷神州，“工资由村里支付，一个月50块钱”，直到2004年，刘保生才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石板岩乡位于林州西北部的南太行山深处，“奇山峻峰，群峰峥嵘，阳刚劲露，一派气势恢宏的北方山水风光”，早些年间，这样的说辞也只是这个太行山深处乡镇条件“艰苦卓绝”的注脚。

　　37年的老师生涯中，刘保生的足迹几乎辗转过山里所有的小学，在他的印象中，大多的学校都是“一到五年级，一个学校四五十个学生”。

　　其实，他也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生就这样变少了。在他记忆的深处，2001年左右，明显感到乡村的学生人数锐减，有些乡村小学“仅有四五个学生，一两个老师”。

　　“山里穷，孩子长大了娶不到媳妇。”刘保生说，为此，很多家庭想方设法搬出了大山，走进了城市。他坚持认为这是当地学生锐减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私塾般的教与学

　　“骑，骑车的骑，马字旁，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可。”刘保生站在讲台上，用教鞭指着黑板上的字，加重了口音领读。

　　教室的中间，几张桌子拼凑在一起，秦靖桅孤独地躲在桌子背后。

　　虽然只有一个学生，每天早上8点，高家台希望小学也会准时开门，按照既定的课时表，每天七节课，上午四节，下午三节，语文和数学穿插教学。

　　“有时候也会整个上午学语文，下午学习数学。”刘保生说，学校条件有限，平时都是自己出题或者利用资料对秦靖桅进行辅导，期中、期末小靖桅则要到郭家庄中心学校参加全乡的统一考试，“春节前，他全乡统考第一”。

　　念着课文，秦靖桅的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拖沓，刘保生敲了一下桌子，“休息十分钟，踢球去”，孩子立马来了精神头，抱起足球就跑了出去。

　　“以前的时候，学生多，提个问题也是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看着跑出去的秦靖桅，刘保生摇着头，无奈地笑着说，“现在就这一个学生，有时候教的也没劲，学的也没劲，主要还是没竞争！”

　　课间休息时，师生两人主要的课余活动就是踢球，秦靖桅喜欢当前锋，通常都是他主攻，老师防守。两个人，你来我往，玩得不亦乐乎。

　　秦靖桅说，这是他最喜欢的时光，因为终于“有人陪我玩了”，他说可想快快长大，因为长大了就可以“到郭家庄中心学校上学了，那儿可多人呢”。

　　刘保生办公室后面是一片菜园，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扛着锄头整理整理土地，种点蔬菜，自给自足——刘保生家距学校8公里，山路崎岖，每天往返并不现实。

　　周一来校时，他都会从家里带足一周的伙食。放学后，他就变身“大厨”，给自己烹制一桌饭。“下雨下雪了，孩子回不去了，我们俩就一块做饭，一起吃。”

　　通常到了放学时间，秦靖桅的家人就会过来接他，如果家人临时有事不能来接孩子，刘保生就骑着电动车，把孩子送到两里地以外的家中。(记者王战龙/文白韬/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