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座、扶老人，却反遭讹诈，小女孩的遭遇刺痛着人们的神经。近来发生的形形色色的“老人摔倒”事件，使得传统美德陷入了一种莫名的尴尬。遇到老人摔倒“扶与不扶”，这个问题让许多人陷入了纠结。

　　讹诈他人只是个别现象

　　梳理2013年“老人摔倒”事件可以发现，正能量与负能量的“交锋”激烈。

　　2013年1月4日早晨，海南省海口市阴雨绵绵，68岁的杨大爷骑自行车去白龙北路菜市场买菜，半路突然摔倒，老人在风雨中挣扎近1小时，没能起身。尽管有路人围观，但没有人伸手相助。待有人拨打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救治时，老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6月15日，四川省达州市城区正南花园附近，65岁的蒋婆婆摔倒在地，大腿根部粉碎性骨折。蒋婆婆称3名小孩将自己撞倒，小孩及其家长则称3个孩子主动搀扶老人被诬陷。双方各执一词争执5个多月后，最终小孩家长向派出所报案。

　　11月22日，警方查明老太太及其儿子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行为，并判处蒋某某行政拘留7日，因蒋某某已满70周岁，依法决定不予执行；其子龚某某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元。这起案件成为我国首起因讹诈受到行政处罚的案件。

　　负面事件引发了人们扶与不扶的道德焦虑，而另一方面，遇到摔倒的老人，仍有很多好心人会伸出援手。江西省南昌市84岁的老人去参加同学聚会，途中不慎摔倒，15岁的胡志豪冲上去抱扶受伤老人；重庆市88岁的王爷爷给上班的儿子送雨伞时迷路，栽倒在路边，3个年轻人将他扶起……统计12月媒体的报道，48位老人摔倒后被扶起，扶人的有学生、协警、保安、卖早点的小伙、的哥等，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与摔倒老人素不相识。

　　不久前，一位摔倒老人引来一片赞扬声。12月19日，吉林省沈阳市刚下过大雪，路面湿滑，一位骑电动车的小伙儿撞倒了一位老人。小伙儿扶起老人后，连说对不起，并询问老人是否感觉不适。老人费劲地站起来道：“我没事，我有医保，你赶紧上班去吧。”事后，老人坦言自己并没有医保，只是不想讹人，替小伙儿解围。网友盛赞老人是“正能量大爷”。

　　在老人摔倒扶与不扶的讨论中，河南省洛阳市一位65岁的老人发声，“不要追究撞倒我的人，他们不是故意的。要感谢扶起我的人……”为重建互信互助的道德环境，老人在网上发帖立下遗嘱，嘱咐子女不要讹好心人。帖子被一次次转发后，老人被网友尊称“中国好长辈”。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张生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是君子文化，宣扬的是“善”，“善”为传统文化、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所保护。目前出现的不诚信、不讲道德的行为，并不是传统文化的传承。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教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陈春龙看来，大部分伸出援手的人和被帮助的人都是“善”的，讹诈只是个别现象。

　　“扶与不扶”折射复杂心态

　　据报道，12月25日上午，河南省郑州市建设路小广场上，十几位老人聚在一起，手举“倘若我摔倒，请将我扶起”字牌，发出道德与爱心的呼唤。

　　老人摔倒后好心相扶，本是符合道德的善举，为何有的当事人会借机讹诈？又为何有人会对摔倒的老人冷漠以对？专家认为，这反映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对社会运转机制的变化尚不适应。

　　陈春龙告诉记者，中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主要依靠道德规范调整；而当今社会转型为陌生人社会，主要依靠法律规范调整。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教授说，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彼此熟悉、不流动，由于各种利益关系，会自觉约束自己，信任关系被强化，相处比较安宁。而在陌生人社会中，彼此存在防范心理，不信任被放大。

　　“陌生人社会中，若社会诚信系统不健全，讹诈的道德成本相对较低，一些人便会不顾法律的约束而进行讹诈。”对于讹人心态，张生这样分析，一方面是逐利，借助或大或小的事实获取利益。在获取利益时不讲公德、不讲道理，甚至构成违法；另一方面是无畏的心态。首先，讹人的人认为其行为没有违法成本。其次，讹人的人认为社会冷漠，少有人站出来主持公道。由此观之，讹人的人反而成为了强势者。

　　做好事反遭讹诈，为何有人愿意花钱息事宁人？陈春龙分析，一种情形是由于分清是非要花费较多时间成本，当事人觉得不值得，于是通过花钱息事宁人的方式处理。

　　此外，陈春龙分析，传统文化还有另一种解释。孔孟之道，讲究仁者爱仁，宽恕、宽容、理解。传统道德提倡高尚者不与人“一般见识”，不斤斤计较。因此，遭到讹诈的人也可能出于同情，而给予对方经济帮助。

　　今年12月，有媒体对公众面对老人摔倒的反应做了社会调查。在参与调查的139010人中，55.6%的人选择直接走开，23.4%的人选择留下证据或找到证人后再扶，12.6%的人选择拨打急救电话并等待，仅有5.4%的人选择毫不犹豫主动扶起来。

　　“做好事的人寻求帮助时，得不到他人的帮助，得不到社会、法律的保护，反而变成弱者，如此社会风气就会变得冷漠，以至于再有人摔倒时没人敢去扶。”张生说。

　　传统文化中讲究“和为贵”。“但是，如果将‘和’理解为‘和稀泥’,过分讲求‘和’而不顾是非，会导致社会生活中正气减弱。”侯欣一说。

　　陈春龙同样认为，采取“和稀泥”的方式，对于快速平息矛盾，恢复社会平静有现实作用，但从道德角度严格而论，对于弘扬正义，提高道德水平并没有太多帮助。

　　需以法治思维引导行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何保护好美德的传承？做好事时讲究方法，在张生看来既是权宜之计，也是法制思维的体现。“首先应确认事实，有人摔倒了，几个陌生人一起伸出援手，既可以互相作证，又可以互相保护。公安机关介入或者诉诸司法程序时，有证人，有事实的确认，是非清楚，责任也就非常清楚。”

　　侯欣一认为，做好事反遭讹诈，当事人也应有规则意识和程序意识，应习惯以法律为依据解决问题。“法律对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规定，几乎不存在空白。从法律上讲，是非对错显而易见。按照法律规定的模式处理问题相对简单”。

　　广东省汕头市河浦中学两名高三学生，正是通过法律方式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10月30日下午，河浦中学两名学生看到一名骑电动车的老人摔倒在地，立即上前将其扶起并护送回家。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事后老人称是这两名学生让他摔倒受伤，要求他们担责并赔偿。

　　两名被讹学生选择报警求助。警方经询问目击者，证实老人系自己摔倒。老人最终承认自己“一时糊涂”，并让亲属专程向两名学生道谢和致歉，归还两名学生垫付的1200余元医药费。

　　采访中，三位专家都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方式给予了肯定，并认为公权力介入，对于查清是与非，恢复社会正义效果最佳。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查清事实和证据，这是法制思维的体现。不构成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也应受到谴责。”陈春龙解释道，当道德约束没有达到效果时，就要靠法律从外部加以强制，用行政处罚的法律手段处理，促使当事人和全社会道德、法制素质的提升。

　　行政机关、执法机关在社会规则和规则意识的确立方面承担着最主要的责任，对是与非的问题应当明确态度，摒弃“和稀泥”的做法。侯欣一说，“如此，讹诈就会减少”。

　　张生还建议，对于小额的纠纷，法院可以引入速裁的方式，速辨是非和责任，使人不能从恶的行为中获利。

　　“目前，我国只有商业信用记录，没有道德信用体系。可建立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将不诚信行为记入道德信用记录，增加不诚信行为的成本。”张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