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来看，该《办法》与此前披露的思路相比，并未进一步放宽异地高考的门槛。准入条件如何设置才合理科学，的确值得充分讨论。大学录取名额地区分配的现状及本地学生的利益无疑应该考虑，但如果准入门槛过高，随迁子女受惠面过窄，也难免惹来质疑。这就像“积分入户”政策一样，固然是一项利民改革，但在实际操作中，到底有多少惠民利民的效果，是有待观察的，更别说各种繁琐手续和某些行政部门的来回推诿了。

　　对于占这个城市约半数的外来人员来说，千标准，万标准，其实有一个前提是主政者不能忽视的，就是他们的子女已经在广州就读甚至是长期就读的事实，这已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他们有能力在这个城市生存。在没有享受义务教育便利的情况下，既承担正常的纳税，又独力供养其子女在广州读书，难道不是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相关政策的制定，应该充分考虑这一事实。

　　异地高考不是施舍，而是一个允许“自由迁徙”的社会应该保证的公民权利。过去通过户籍制度人为建立各种壁垒，虽有历史成因，但终归有违社会公平。现在尝试放宽异地高考，不少人担心：外来随迁子女在广东高考会挤占本地资源。但事实上，广东有数量众多的本科学校，再加上高职院校，应该具备相当的容纳能力。其实只要统计当前初中的在校人数，就能估算未来新增外来人员参加高考的人数，既然中学能够容纳，为何高校反倒不能容纳？另外，根据目前人口发展态势来看，原有的城市人口有可能呈下降趋势，若不及时填补，现有的某些教育资源将来可能闲置，某些高职和二本B类院校或已感受到招生压力。即使学生数量激增，市场自然有足够的调节能力，让社会力量成为办学的重要力量，增加学位的供给，只要政府不设置条条框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同样适用高等教育。因此，异地高考能否在广东顺利推动，其实同样在检验政府改革的决心。

　　我们赞成异地高考“分步走”，但如何设置准入条件确实应该集思广益。“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改革绝不能玩“旋转门”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