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访环境保护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
不断出现的大范围雾霾天气，已成为国人的一块心病。在这一背景下，国务院前不久发布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此后，中央财政又安排50亿元资金，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那么，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是什么？前景会如何？本刊记者专访了环境保护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他对我国空气质量的改善持乐观态度，认为到2030年一定可以达到一个较为满意的水平。
记者：我国大气污染的程度究竟怎样？
夏光：这个我们自己就能感受到，以前确实从来没有遭遇污染这么强、范围这么广、持续时间这么长的雾霾。当然，雾霾或者灰霾天气不是这两年才出现的。早在八九年前，广州就曾经发布过灰霾天气的橙色警报，橙色警报是很厉害的了，它表示在城市里甚至白天都得开灯。后来，长三角一带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雾霾天气。
最近几年，京津冀的雾霾天气又比较突出。总的来看，新世纪以来，雾霾天气发生的频度和强度一直在增加，覆盖范围除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之外，东北、西北等地区也越来越明显。
记者：既然雾霾天气早就引起了注意，为什么直到这一两年才采取有力的行动？
夏光：对事物的认识总是渐进的，一开始确实没有意识到PM2.5会成为最头疼、最棘手的问题。其实早在2005年，中国气象局就写过一份内部报告，反映灰霾天气越来越重，我们看了后，也提过一些建议，但并没有引起重视，
因为那时我们刚刚把二氧化硫作为主要的大气污染物来进行治理。
应该说，那时候的大气污染更多的是煤烟型污染，治理就是要减排二氧化硫、减排氮氧化物，因此在“十一五”规划中，也只是对这两个指标制定了减排任务。另一方面，PM2.5的治理难度也要大很多，因为它的构成非常复杂，治理的技术要求、设备要求和成本投入都要高很多。即使到了现在，我国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具备监测PM2.5浓度的能力。
记者：怎样解读国家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又安排50亿资金对特定区域的大气污染进行治理等一系列举措？
夏光：我理解，这不仅是国家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具体支持，更是在宣誓一种决心，一种走科学发展道路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决心，一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环境的基本需求的决心。
记者：中央财政投入的这50亿元主要用来做什么？为什么投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尤其是河北？
夏光：说实话，50亿元对于大气污染治理实在是太少了。大气污染治理需要万亿级的资金投入，当然这不可能全靠政府，更多的还是随着相关环保产业的发展，通过市场来筹集。所以政府的投入，比如这50亿元，只是起一个引子的作用，主要用于启动、奖励、补贴一些项目。把这些资金重点投向京津冀尤其是河北，是因为这一地区面临的问题最重，而改变起来又最难。
以河北为例，产业实在太重，几亿吨钢的产能、几亿吨煤的消耗，形成了巨大的排放源，如果不调整产业结构，再怎么减排，成效都有限。以前山西是煤炭经济，污染严重，但它的治理也走在了前面，这几年开始取得成效；现在河北是钢铁经济，转型和治理的难度将更大。
记者：最近不少城市出台了应对严重雾霾天气的预案，其中有些措施对民众的生活会带来较大影响，比如车辆的单双号限行，由此也引发一些议论和质疑。对此，您怎么看？
夏光：这些议论和质疑完全可以理解，政府的管理方式确实有需要提高的方面。不过我在这里想说的是，社会也应该同时认识到，良好环境的取得，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不管是大气污染治理，还是水污染治理，都有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的一部分要直接地体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比如开车，如果既想便捷，又想空气质量好，就只有提高油品质量一条路可走，那油价可能就要随之上涨。政府预案限制了民众的部分权利，同样是这个道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同时我也相信，政府不会轻易动用严重影响民众生活的应急举措。
记者：除了应急举措之外，治理雾霾更根本的办法是什么？治理前景又如何？
夏光：治理雾霾的办法从中短期来看，主要是减少离我们生活比较近的一些排放，比如调整能源结构，尤其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尽量用天然气取代煤炭，如果有困难，就采取一些清洁燃煤技术加以控制；还有就是不断地提高油品质量，减少机动车的尾气排放。
从长期来看，最重要的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落后产能该淘汰的要淘汰，不该淘汰的要逐渐转移；同时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吸取教训，不能把人口和产业布局得太集中，要有足够的绿地和水面，以增强环境的承载力和净化力。现在国家和整个社会在这些方面正在进行很大的调整，因此我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持乐观的态度，我认为，到2030年一定可以达到一个较为满意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