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瀛

　　东京的天气逐渐变冷，这两天常是雨水天。跟导演宁瀛的采访早在来东京前在微信上就约好了，她的新戏《警察日记》是入围本届东京电影节的唯一华语片。首映礼是在TOHO影院最大的影厅内做的，当天约她拿票，递票时，她的手还有些抖，“在内蒙古拍戏时冻的”，她笑着说。在后来看完电影的见面会上，被问到戏中的女主角是否也是牺牲者的问题时，她突然哭了。但我之前对宁瀛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讲精神病人的影片《A面B面》，那是部后半段完全看不下去的闹剧，所以看了主旋律的《警察日记》之后，她又把我拉回到了拍纪录片的那个时代，只是这次，她记录的这个真实的人物，是以非英雄式的手法在讲一个英雄的故事。

　　主流价值观的挑战：观众很容易排斥

　　腾讯娱乐：昨天见宁导的时候，你的手还有点不灵泛，这部戏在内蒙古拍是不是吃了很多的苦？

　　宁瀛：电影拍完，这些苦就不要再提它了。

　　腾讯娱乐：拍警察题材的戏时是不是会受到各方挑战？

　　宁瀛：有一场戏拍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有一个顾问白老师，他是公安派来的，剧本写完了以后他要先看一稿，他刚一看完就特别不满意，给我们提了很多意见，什么地方不符合事实。但其实剧本在做的时候，先是编剧宁岱采访一圈，剧本写完了，我们都采完景，又带着主演王景春、陈唯涵去采访这些真人真事，很多情况我们更是第一手的。比如郝万忠的司机，记忆力非常好，他能够把我剧本中所有涉及到的故事点或者我想要做的东西甚至还没有的，完全复述当时的情节。但因为白老师不满意，又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我是个很严谨的人，在给白老师看之前，就已经做了所有的功课，他还不满意，我就再做一遍调查，看到底是白老师有误还是我有误。当然后来证明还是我们调查得更准确，因为白老师是通过另外一个电视剧剧组了解的情况。

　　腾讯娱乐：纪实片是应该先保持真实性的。

　　宁瀛：白老师一再说，最大的问题是郝万忠是5月份去世的，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你这个是冬天拍摄，根本就不对。我们是11月底开拍的，1月中结束的，是最冷的时候，不可能做到春暖花开，要不然这场戏扔下，以后再拍。白老师是很负责任的，他就很希望你重拍这个东西，我就给制片人出了两套方案，我说你必须现在拍，如果你有资金，你可以夏天回来再拍，但从我作为负责人的角度来说，只有现在拍是一气呵成的，不可能这样中断，到时候演员在不在都是回事，气候都不重要。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制片人还挺支持的，说好，我们就这么定了。

　　腾讯娱乐：影片在结构上是非常严谨。

　　宁瀛：郝万忠这个故事，最后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人物故事，从头到尾一气呵成，这种情感，是很自然的奔放的东西，包括一种安东尼奥尼式的那种现代的镜头语言，这个形式是《公民凯恩》以来人物传记的一个类型了，所以《公民凯恩》那种结构的严谨性，我们都从几个角度去探索这个题材的可能性。最后呈现的效果，我给我自己打一个高分。

　　腾讯娱乐：你自己的电影是一定追求宁瀛痕迹的么？

　　宁瀛：我是巴黎留学回来的，又去美国哈佛学了一段时间，欧洲那种对创作的严谨态度和方法，对我影响还是很深的。我跟贝托·鲁奇一起拍《末代皇帝》也是从剧本跟他做起。我记得片子拍完以后我们俩见面，他跟我说，这片子我们像拍纪录片一样地拍末代皇帝的一生，这是一种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对待创作的世界观，所以我是非常在意第一手资料的。其实我都不用别人来给我把关，我一定会把第一手资料做得比谁都清楚。我的影片，要让所有对这个事的内行认可，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再做我的创作，它还要成为一个宁瀛式的电影，宁瀛电影的痕迹很重要。从《找乐》、《民警故事》、《夏日暖洋洋》，甚至《无穷斗》和《希望之旅》，都是我一贯的创作态度。

　　腾讯娱乐：《警察日记》里有一些你在留学时学到镜头的处理么?

　　宁瀛：当然有。《北京三部曲》拍当时中国的现状，我用了一种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是说不留痕迹，其实都是人为设计，拍摄方法完全是故事片的方法。

　　腾讯娱乐：但现在国内影迷看片的习惯都变了，你的这种创作手法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

　　宁瀛：现在情况不同，中国是越来越给人充满希望的，电影观众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娱乐化、商业化了，在这种前提下，我的创作碰到了很大的瓶颈。我非常希望让我的镜头关注主流。我的创作心态有很大的变化，不再像《北京三部曲》，那是一种“对遗产抢救式”的创作，如果我不拍下来，十年以后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去欧洲留学，看到了什么叫欧洲的战后和经济发展以后的现代，所以用影像记录历史的作用比什么都重要。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历史是没有记录价值的历史，生活本身已经全球化了，非常商业化，没有特别深的人文价值，那只是一种对我们生活中每一天很有意思。美国的商业电影比如像《死亡诗社》，它是弘扬善良的，商业性也非常成功，获得奥斯卡奖，它拍的是主流价值观的东西。主流价值观是最不好写的，因为大家很容易产生排斥。

　　其实我一直喜欢喜剧，我第一部出道片其实是个喜剧，平时写的东西都是喜剧。但我一直特别希望能够拍感人的电影，可生活阅历没到一定的时候你是拍不出感人的，这个感人只有廉价的或者人生阶段式的感人，比如年轻时候一种童年记忆、青春恋爱、失恋、寻找自我这些层面，我非常想找一种跟生命和生命价值有关的题材，这个非常难碰到。能够拍得感人或者还能够让所有人感动，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它的电影语言。

　　英雄人物应该俯视而不是仰视看好王景春夺影帝

　　腾讯娱乐：上一部戏《A面B面》是另一种喜剧的尝试吗？

　　宁瀛：《A面B面》是一个社会喜闹剧。其实喜剧应该做得纯粹点，它没有特别多的可能性，要么就是喜闹剧，要么就是悲喜剧，《A面B面》当时我觉得可以做成比较浪漫的喜闹剧。

　　腾讯娱乐：那部片最后的效果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呢？

　　宁瀛：这个戏很出乎我的意料，预期比我想的高得多，其实观众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甚至国外的观众，国外影评还相当不错。影片在上海电影节放的时候，我一听说就赶紧提前一天溜了，我觉得那个影片不是我的影片了，没有办法去阐释为什么是那样的，因为那不是我的剪接版，所以后来我就溜掉了。

　　腾讯娱乐：你碰到瓶颈的时候会怎么去面对？

　　宁瀛：我的方法就是继续创作，不要怕，往前走，拍成什么样都没关系，说好听的我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说不好听就是挺敢闯、挺大胆的一个人。所以我那年一口气接了三部，喜剧，喜闹剧，甚至情感片，甚至是我价值观都不能认可的情感戏。只有创作，我才知道观众到底想什么，制作团队和整个电影工业变成什么情况，才能更直接地了解。

　　腾讯娱乐：《警察日记》这样很主旋律的戏，商业和主旋律，怎样去把控好？

　　宁瀛：其实主要是靠创作电影的观念。主旋律这个题材，美国很多好莱坞大片都是弘扬真善美的，都是弘扬人性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的主题。中国社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也是我们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是一个摆在创作者面前一个很考验的话题，我的突破方式可能有几个方面，第一我就想从写英雄人物的角度入手，我觉得我没有把他当做英雄人物来看待，我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人。他其实是累死的郝万忠，后来我一直在想，倒下的瞬间他会想什么，我也会在想有一天我倒下的瞬间我会想什么，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英雄人物也充满了那种困惑。但我完全不是带着一种批判的态度去写郝万忠的。

　　腾讯娱乐：您是一个有英雄情结的人吗？

　　宁瀛：我不是。郝万忠有很多非常感人的事迹，但是我觉得如果仅仅剥离了现实写感人，其实大家会是一种排斥的态度，这种观念就落伍了。看英雄甚至应该就像审视我们每个人自己内心深处一样，我们是俯视的角度审视我们自己的，电影中我们写的是一个人物的电影，不是雕塑，雕塑可以仰视，电影的人物是不可以仰视的，我们写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腾讯娱乐：要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度。

　　宁瀛：对，能不能接受，能不能感人，能不能还有幽默点，这个影片充满了幽默的地方，当时很担忧，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在主旋律影片的创作风格上要有所突破。原则就是用商业片的手法去拍主旋律，是一种行散而神不散的追求。

　　腾讯娱乐：王景春第一眼看上去很有喜感，是不是你考虑的因素。

　　宁瀛：我第一眼看到王景春的时候，他笑咪咪的，特别有喜感，也很低调，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演员了，演的影片都去戛纳电影节。我唯一的担心是他能不能把那种厚度做出来。我一边跟他见面，美国摄影师后面一边在拍，他的一些表情瞬间会有厚度，就很大胆地决定用他。

　　腾讯娱乐：作为导演对这部片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吗？

　　宁瀛：我真的有点不谦虚的说，我做电影很少有遗憾，我老是说拍电影像泰坦尼克号上幸存的人，你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胜利，缺胳膊少腿都是次要的。

　　腾讯娱乐：这个片《警察日记》里会参与影帝的角逐吗？

　　宁瀛：我觉得会的，我对它很抱有希望。

　　腾讯娱乐：夺影帝的机率很大。

　　宁瀛：也不能盲目地说，因为毕竟没有看过其他片子。但我觉得他在这部戏的表现非常出色，让人刻骨铭心，所以他竞争影帝是很有希望的。

　　曾是最佳票房导演曾给她跑龙套

　　腾讯娱乐：现在内地的电影票房市场这么好，接下来会不会考虑到要做一些大票房的电影？

　　宁瀛：要做，我要做一部商业片，我要在形式上仍然让它成为宁瀛式的电影。

　　腾讯娱乐：接下来马上就会做了是吗？

　　宁瀛：对。浪漫喜剧。

　　腾讯娱乐：这个也是你根据市场来分析要拍的题材吗？

　　宁瀛：第一部影片大家后来都不知道了，当时票房非常好的一部影片叫《有人偏偏爱上我》，是90年的时候。当时最红的明星是梁天、马晓晴，葛优在里面演一个小角色，演一个理发师，有一场戏对葛优的印象也很深，他过来帮忙，就让他演一个小角色。

　　那是第一部戏，当时是全国票房最佳影片之一。当时北影找到我说，厂长说你这个影片一炮打响了，我说厂长你的标准是什么？他说票房啊。当年刚刚开始允许电影厂直接发行，电影厂拿这个片子看了半天，里面有男扮女装，喜闹剧，浪漫的，床上的，爱情故事，(他们)不敢发出这个戏，觉得有点太过了，也认为我这个导演年轻，从国外回来，有点失分寸，不像咱们国内还比较收敛。后来，他说你要每年拍一部《有人偏偏爱上我》之二之三，你就是中国最棒的最牛的商业片大导演。我当时看着他，我想我就拿了你8000块钱的稿费，我拍什么成功商业片(笑)，生存都很难。那个时候我说你们厂里赚不赚钱跟我没什么关系，当然那个其实也是一个命题作文，但是我对我自己拍浪漫喜剧，这是我的喜好。

　　我生活中写好多故事，自己玩着写。《北京三部曲》当时产生的历史背景，让我有一种要在国际影视的标准下要拍一些中国的电影，那个非常非常重要，耗去了我10年的时间，后来因为变化又拍了《希望之旅》，我自己扛着机器去拍的，在火车站。

　　腾讯娱乐：如果90年代坚持拍喜剧的话，您现在就是中国的喜剧之母了。

　　宁瀛：还有时间。从影20多年了，我觉得我各方面的状态是越来越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