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均：“逆城市化”是一种无言的倾诉

　　备受关注的全国城镇化工

　　作会议召开在即，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再次成为城镇化背景下的核心议题。据媒体报道，在一些地方的户籍改革试点中，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市化”现象。

　　当个城里人，曾经是不少人的渴望和期盼，因为城市户口代表着福利与保障，在一个城市户口里，附着了诸如住房、教育以及医疗等属于城镇居民人口的福利，由于“剪刀差”的存在，也令农民的生产性收入远不及城镇居民的收入。

　　然而，城市梦的艰辛，让不少人重新回到了现实。随着城市生存压力的加大，从农民工到普通白领，许多人现在对大城市失去了兴趣。一些城市利用居住证制度设置学历、技能、投资等新门槛已成为普遍现象，使得农民难以真正留在城市，因此，部分地方的户籍改革试点中，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市化”现象。

　　在中国谈论“逆城市化”有些悲哀，所谓逆城市化，是指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地区转移，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若干发达国家的城市中，直接原因是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空间和更高的生活质量。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居住在农村或是城市，所获得的福利和社会地位并没太大区别，他们转移到农村或许只为了能呼吸到更新鲜的空气。而中国的“逆城市化”多少有点悲哀。城市化是和工业化、信息化紧密相连的一种社会进程，在城市化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在我国迈向更高水平城镇化的道路上，在这个城市化水平并不高的国度里，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值得深入思考。这种“逆城市化”其实更多是一种无言的倾诉。

　　在欧美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伴随着城市的人口不断集中，城市空间也日益拥挤，当城市达到拥挤不堪时，负外部效应显现，资源超负荷、犯罪率上升、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日益严重，人口开始分散，出现面向郊区甚至是农村的迁移。但中国却并未出现与欧美完全同质的‘逆城市化’进程。目前放弃城市生活的群体大都表现为由一线超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和家乡转移，而并非向城市周边郊区、农村转移。而且转移的原因主要是生活压力所致，并未伴随着资本和技术的转移。事实上，目前并未出现大量市民放弃“北上广”等大城市的生活或就业，到郊区或农村发展的现象。

　　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正进入另一个“大干快上”的时期，改旧城造新城处处可见，建设中国中心城市乃至世界中心城市的口号层出不穷，好像城中村和郊区拆迁了，农民上楼了，就是“城市化”了。但是城市化并不简单的是建筑物的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只能是出于投资狂热做出的“面子”城市化，并非真正的人的发展和人的城市化。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一些大城市，规模是上来了，但城市化的质量不高，城市功能不健全。进城者长期处于收入低标准、生活低质量、保障低水平的底层状态，对城市没有任何归属感，落了地却无法生根，发了芽而无法结果。

　　在正常的“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流向小城镇是“主动选择”，而我们国家的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是“被迫离开”。入不敷出的生活现实，户籍门槛的掣肘，将他们变成了大城市的“弃儿”，唯有“逃离”才是符合经济人理性的无奈选择。正所谓“顺势者昌”，谁也不愿意“逆势”而动，傻到在我国城市化的加速阶段主动放弃眼前的城市福利啊。只不过，城市居，大不易，尤其是高房价的压力下，城市福利可望而不可即，在“挤出效应”之下，只能演绎一曲“逆城市化”的生存悲歌了。

　　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逆城市化”有两个重要前提：一个是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开始向农村延伸；另一个是城市市民分福利制度开始覆盖农村地区。如果不能满足这两点要求，劳动者即便现在流向小城镇和乡村地区，也将很难享受城市化的成果。

　　中国的城市化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城市化不仅是指城市面积的扩张，更是一种制度和观念的变化：意味着依照身份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向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转变。城市化并不单指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同时，它还意味着城市的人口可以自由地向农村流动。只有城乡可以双向流动的城市化才是真正的城市化。当前的“逆城市化”现象，很有可能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征兆，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未来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改进城市化方式，完善各方面的社会保障，大力倡导社会公平，通过营造更和谐、更便利、更轻松的城市生活环境，规避“逆城市化”带来的劳动力、消费群转移，让我们的城市化走上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