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杜道生来说，获取新闻的唯一途径就是《参考消息》，那是他最喜爱的一份报纸。每次在报纸上看到好的文章，他就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下来。
排除了所有现代化设施以后，各种各样的古籍堆满了他的屋子，也占据了他的脑袋。在四川师范大学的校园里，看到横幅上的一个繁体字写错一笔，他会停下来找到负责人问清情况。就连跟学生出去游玩，看到两只狗打架，他都会作为教材，告诉学生，“独”字从反犬旁，是因为狗是独居动物，不合群。而“群”字从羊，就因为羊是喜群居的动物。
为了汉字，他甚至一度放弃自己少写作的信条。1982年，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一篇《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提出必须要保存传统文化。
“汉字的改革是对大众讲的，汉字的保护才是我们这些读书人的责任。”杜道生告诉学生。
此后，杜道生被许多媒体称为“汉字守护者”，可在他看来，自己一辈子只做了“当学生和教书两件事”。而且，在当地颇有名望的杜道生从未到过家乡以外的地方讲学。
“自古都只有来学，没有往教。”杜道生坚定地认为，如果想学习，必须到老师那里“求学”，而不是由老师主动找学生。
登门讨学的不少，但要想真正拜他为师，不仅要有学生父母和他的长子参见的拜师宴，还要由学生奉上几条咸肉——这是从孔子之时就盛行的拜师礼，只是，不需要像古代一样买够十条咸肉那么多。
杜道生一生坎坷。他幼年丧母，中年丧妻，刚步入晚年时，16岁的小儿子不幸夭折。在他96岁时，75岁的儿子也离开了人世。杜道生晚年对学生说：“我一生都在修养我的仁心，当你把这颗掌管七情六欲的人心锻炼成喜怒哀乐不入于胸的时候，这颗心就是你的本心。”
在学生眼里，杜道生幽默达观，并不像古书那么无趣。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维佳记得，有一次杜道生在成都的公交车上被“街娃”(小偷)偷了钱，回来后就把厚纸裁成一沓钱的样子，然后每张都写上“哈哈，小偷，你上当了”装进口袋里。
对待自己喜爱的毛笔字，杜道生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肃。一两元钱买来的毛笔插在一个破杯子里，墨汁“连一得阁都很少用”，收据、发票、广告传单、烟盒、台历的背面都可能成为他的书写用纸。
从2008年开始，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被医生诊断为早期老年性痴呆后，他开始有些记不住家人的名字。但是当访客和他提起热爱的古书时，还是能从他滔滔不绝的背诵中看出往日的风采。
对于死亡，杜道生并不恐惧。“死人不可怕，活人才可怕呢。”他对学生说。
2013年，杜道生因为肺炎不得不再一次住进了医院，最终，酷爱中医的他被插满了管子，不能动弹。而张炜清楚地记得，在老人最后的日子里，意识不清的时候总是会喃喃地念叨着，“要回家，要回桂花楼。”
桂花楼在四川乐山，是杜道生1912年出生的地方。只是他忘记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旧城改造中，那个曾经人丁兴旺，热闹非凡的地方早已被拆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