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学生讲课时，杜道生会随身带着《说文解字》，但“几乎不会去看”。而课堂上发给学生的讲义，都是杜道生用毛笔写好然后复印的。
这像极了故事里民国教授才会有的上课习惯。实际上，杜道生的老师中，不乏民国时期的大学者。在北京大学，历史学家钱穆的课他听了三四遍，甚至为了抢位子谎称自己是不及格来重修的。也正是北大另一位著名教授沈兼士，指导他研究古文字。
到现在，文字的字形、音韵、训诂，他基本上都有研究。周及徐评价说，“能这样打通几个方面的学者并不多见”。
自从青年时期开始接触古文字以后，杜道生关心的内容就再没有变过。连无书可读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也随身带着一本《新华字典》反复读，并为这部权威字典挑出了170多处错误。
在改变杜道生的研究兴趣上，时间败下阵来。生活也如此。
从1956年被调入刚刚成立的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起，杜道生就住在文学院两层的办公楼里。到了后来，文学院搬了新址，学校也给老人分了一套新的住房，但杜道生不愿搬走，因为“不习惯”。而在这个两间办公室拼凑成的小屋里，他闭着眼都能摸到路。
为此，他不得不忍受的是，每天要到一楼上厕所和接水，学校特别批准使用的电炉是唯一能加热饭菜的工具。直到2008年，趁他生病住院，学生才偷偷把他的家搬到如今的小区。
有人说这是一个生活清苦的学者，可作为长孙女的张炜并不这么看。“我们家在70年代的时候比其他家庭还要过得稍好一点。只是到后来爷爷的生活方式一直停留在那个年代，没有变化过。”
他的日常生活，看起来也简单而随意。他拒绝点心外面精美的包装、一次性餐具、复杂的防腐剂、味精、洗衣粉……在他看来，衣服只用水投一下就行了；用过的饭碗，也是用开水涮一涮，然后等水凉了一口喝下去。这些怪诞的行为，按他的学生理解，是老师在模仿古人，过着一种崇尚自然的生活。
遇到不适，他总是从自己熟读的医书上找各种“偏方”调理。在93岁以前，几次被评为“健康老人”的杜道生最骄傲的，就是“一生只住过一次院”。甚至，从60岁就开始牙齿松动的他，也不装假牙，吃饭的时候完全靠牙床的力量把食物碾碎。而每一颗掉落的牙齿，他都会用纸包好，记上掉落的日期，然后收藏起来。
在孙女和熟悉他的学生眼里，让读了一辈子古书的杜道生停留不前的，不是他做老师的上个世纪70年代，也不是他做学生的30年代，而是更古老的，那个被记录在《论语》、《庄子》等古籍中的时代。
对于这个出生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年的老人来说，他不能接受鳞次栉比的现代化高楼。
“这下面可都是肥得流油的土壤呀！如果再不保护耕地，我们中国也要饿肚子了！”杜道生用拐杖重重地戳着坚硬的水泥地说。
只有当眼睛从生活转向书本，杜道生的脑子，才会好像突然开放了起来。曾经听过杜道生讲课的李镇西记得，老师“时不时会谈到萨达特被刺，朴正熙喋血。”即使大学毕业后拜访，师生之间经常聊到国际风云，甚至朝鲜政局。
“他坚守中国文化，但绝不排斥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李镇西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