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败感太强烈了”
就在杨某高考的前一年，杨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母亲做了开颅手术，直到现在，不仅五官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智商也受到极大影响。
有村民说，那次在县里医院进行的手术就花了杨家5万多元。杨某父亲则说不上来具体花销，只是记得钱像流水一样从口袋拿出去，交到医院小小的收款窗口里。
总之，到杨某上大学时，家里已经没有一分钱积蓄，还借了若干外债。
而离开小山村的杨某，在大学里不再显得出类拔萃。与他同专业隔壁班的同学杜明辉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时，直言对他印象颇浅。
“那时电脑刚开始普及，我们觉得这个天天接触计算机的专业，是非常有前途和风光的，特别针对那些理科成绩好的学生而言，更是这样。”同样是从农村考进大学的杜明辉说，进入大学后，很快就发现生活并非想象那般简单和风光，“读这个专业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那时候配一台电脑一般要五六千元，这对城市家庭的学生不算太大负担。”
与杜明辉一样，杨某在下课离开学校的计算机室之后，只能回到宿舍羡慕地看着其他同学用电脑。
“那时家里的条件根本买不起电脑，一部分学费还是靠助学贷款解决的。”杨父说，有次小儿子回来吞吞吐吐地提起买电脑的事情，但杏林再加上地里的玉米收入也不过一万多元钱，还不能应付他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
除了生活，这些小山村里的好学生们，还面临着其他心理压力。“最郁闷的是在软件和硬件两个领域，社会上早已高手如林，挫败感太强烈了。”杜明辉回忆说。
大学四年一晃而过。儿子学的电脑软件，在父亲那里并没有具体概念。到现在，他也只能说儿子特别爱摆弄电脑，不管出了什么故障，“到他手里之后，保准能弄好”。
王贵荣的印象则是，毕业后，杨某从未像其他同学那样与过去的老师联系，更不要说在寒暑假返乡时过来坐坐。他读大学的情况以及在北京工作的消息，王贵荣都是从其他学生那里听说的。
“现实和理想差距很大”
毕业时，命运眷顾了杨某。那个拥挤的毕业季，在接连应聘几家单位未果后，他最终与北京的一家交通工程技术公司签订了工作合同，虽然薪水不算高，但可以解决北京市户口。
“我觉得自己上学上了将近20年，当初上学的时候想得挺好的，觉得工作了应该就都好了。结果，现实和理想差距很大。”杨某曾对别人这样说。
2007年夏天，他辞职了，到中关村(000931,股吧)一家待遇稍好的软件公司做软件开发类工作。
但这次跳槽仍然没有让杨某满意，2009年他再次辞职。在家待了一年之后，他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几个月之后，他再次辞职回家。在向警方供述时，他称这种反复是过于劳累导致的。
另一方面，职场中的竞争也让他疲于应付。于是，他索性不再出去工作。
对杨某父亲而言，虽然不太了解儿子在北京的具体工作到底是什么，但知道他每月有五六千元收入。
儿子通常每隔两三个周末就回家一次，偶尔也会拿出几百元钱给父母。后来一直到他失业在家仍然如此。杨家父亲一直以为儿子仍然在理想的单位、拿着固定的收入。
某次，因为从电视上看到北京动辄一两百万元的房价，杨某父亲曾劝儿子回老家发展，比如考个公务员。但是儿子显然没有动心。
因为要攒钱在北京买房子，所以即使儿子从未给家里进行过基本设施的改善，但父亲并没有觉得不妥。这时候，村里已经有年轻人在外面打工挣钱，翻新老家的房子。
期间，杨某父亲曾经到过一次北京，想看看儿子的生活情况，“我知道他租着房子，我要求去看看，但他没答应。”他说，当天晚上儿子安排自己在一家旅馆里过夜。
看着儿子年纪越来越大，村里同龄人的孩子都上小学了，杨某父亲多次催促他早点找个女朋友。但儿子总是顶上一句“不用操心”，说自己心里有数。
第二次辞职的时候，杨某确实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女孩，很快相恋。
女孩也是河北人，老家与杨家距离50多里地，父母同样是农民。
虽然失业在家，但据杨某在法庭上说，为了给女友留下好印象，他一直撒谎说自己仍然在一家知名的IT公司上班，职位是部门经理，月薪过万。
2012年两人开始同居，住在杨某在北京通州租的房子里。
女孩在北京一家医疗机构工作。她向公安机关提到，比自己小一岁的男友平时脾气很好，喜欢动脑子，玩魔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