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通常每隔两三个周末就回家一次，偶尔也会拿出几百元钱给父母。后来一直到他失业在家仍然如此。杨家父亲一直以为儿子仍然在理想的单位、拿着固定的收入
因在北京抢劫一家银行，32岁青年杨某已被检察机关建议判处10至12年有期徒刑。
无犯罪记录、曾有白领职业，杨某后来向警方供述说，此举全因无钱支付婚房的首付款。
作案第二天，正是他与房主、中介约定的交首付款的日子。
村里受人喜欢的好学生、大城市里奋发向上的年轻人，即使在最得意的人生时刻，杨某始终背负着家庭困顿带来的压力。他也曾被建议离开北上广，仍坚持打拼。
不过，正如检方在法庭上所指出的，高房价并不能成为犯罪的真正理由。
“费脑筋的东西，他学着就是快”
杨某生活的起点，是张家口市东南方向约100公里外的山区。小山村共160多户、五六百名村民。虽然距离县城只有40多公里，但至今道路交通条件仍不理想：硬化路面时断时续，下起雨来部分路段成了泄水沟，路面上散满泥沙和石块。
村里多数村民仍然住着土坯房，只有少数几户最近几年翻盖了大红色砖瓦房。由于新房高出土坯房一大截，远看格外显眼。
村子里弥散着热烘烘的苞米地气息，杨家的院子则多了烂杏肉的酸涩味道。
杨家的土坯房位于村子最北面。屋后是大片的玉米地，院前的土路在雨后全是黑色泥坑，两扇绿色铁皮门锈迹斑斑。这处房子是1972年杨某父亲结婚时的婚房，到现在已经住了41年。
低矮的土坯房里有些狼藉：外屋放着一张黑乎乎的四方桌，桌上散乱着两只老瓷碗和几双筷子。里间横竖两张木板床，各自堆着皱巴巴的灰色被褥。北边床的床头挂着一面镶框的镜子，镜面上印着的一排五星红旗，已褪成暗红色。
1981年初，杨某出生在华北平原上这间土坯房里。这是杨家的第四个孩子，前面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的到来，立刻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个负面影响因为计划外生育，村里扣掉了杨某父亲的500个工分。
父亲黑瘦，高颧骨，喜欢蹲在路边说话，身上着短袖格子衬衣。
杨家的另一项重要财产是一辆旧摩托车，杨某父亲骑着它去自家的杏树林干活。摩托车后座上绑着半蛇皮口袋熟透的黄杏剥掉杏肉，杏核是这个家庭多年来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4个孩子给家庭带来的负担在他们全都上学后彻底显现。杨家靠种地和一块果园的产出，当时一年不过三四千元收入，遇到4个孩子开学时常常难以应付。村民杨世坤记得，那时杨某父亲经常会四处借钱给孩子们交学费。
对于杨家最小的儿子，他印象深刻：“话不多，人很内向，见面最多就是打声招呼。”在杨世坤记忆里，从读小学开始，杨某就是全村孩子的榜样，因为他每次考试都能考第一，也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满村疯跑。
杨某父亲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他也从来没有因为任何理由批评过这个小儿子。
杨某显然是个聪明孩子，比如他擅长象棋。没人教他，“有可能是从乡里集市上摆残局的老汉那里学的。”杨某父亲回忆说。同龄的伙伴们很快不再是他的对手，甚至一些老棋手也经常在他面前落败。
这点也是父亲引以为傲的地方，“这类费脑筋的东西，他学着就是快，他哥哥姐姐都比不了。因为老下不过他，后来大家就不再愿意和他下了。”
“他说自己潜力还很大”
1994年进入初中之后，杨某离家，开始了住校的集体生活，学习成绩仍然一路名列前茅。
虽然已经是十几年前的学生，但在中学老师王贵荣的记忆中，对杨某的印象仍然清晰深刻：“这个孩子皮实，懂事，爱学习，性格内向。”
王贵荣告诉本刊，他作为班主任带的杨某那班学生，是最好的一届：在全县20多个学校里，那个班级的物理、数学、英语等科目全部排在最前面。就在这个班里，杨某的成绩基本都是前三名。
这届孩子中最出息的是杨家邻村的一个。他读书时候成绩和杨某相若，后来留学加拿大并在国外拿到了绿卡。附近十里八村都知道这事。
2000年，杨某作为应届生参加高考，成绩是560多分，已经超过当年的河北省理工类重点院校分数线20分左右。
但这个成绩并未达到他的理想水准，“他说自己潜力还很大，决定复读一年。”杨家父亲说，与家人商量之后，儿子放弃了那年的一类本科录取学校，回到中学继续读书。
儿女对于贫困的杨某父亲来说，是在村里获得尊重的资本。
杨某的哥哥姐姐在附近的矿上和县政府上班，“算是出去了”，这种情况在小山村算是罕见的，这里的子弟，十几年来都没有出过“太有出息的”。
第二年高考，杨某总分630分。父亲记得这个分数是那一年全县的第三名。因为20分的差距，杨某未能考中他报考的清华大学。
最终，杨某去了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当时的名称还是北京信息工程学院。
学校位于北京市北四环外的健翔桥东北角，距离水立方和鸟巢非常近，附近还有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以及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
杨某选择的专业是信息与通信工程系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这个专业主修的课程包括数字图像处理、计算机网络、嵌入式信息系统以及数字信号处理、通信原理，等等。
杨家老四，到北京读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