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7月16日电当郭敬明的《小时代》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当韩寒监制的APP《ONE·一个》登上移动用户的桌面，人们必须重提一个熟悉又有些遥远的名词——“新概念作文大赛”。从这里踏上职业文学创作之路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青年作家，不仅影响了一代年轻人，甚至更新了中国文学的话语体系。
近两年，新概念之“新”已不再凸显。走过了16个年头的新概念作文，如何面对“守旧”与创新之间的矛盾？
曾颠覆应试作文理念
“新概念作文大赛影响的绝对不只是韩寒、郭敬明几个一等奖得主，其释放了一代小青年的才情和想象力。”《新京报》评论副主编于德清说。
2004年，张悦然、程婕、麻宁等历届新概念作文大奖赛获奖作者一起出版了《那年春天我要离开》。在书的内页，作家周国平写道：“今日的批评家制造出了青春文学，而我相信，真正能够成大器的必是那些跳出了这个范畴的人，他们不以别的青春写手为对手，而以心目中的大师为对手，不计成败地走在自己的写作之路上”。
同时出现在这本书上的作者程婕，是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她坦承，当年以一个高三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参加新概念，百分之五十是想证明自己的写作能力，而另外百分之五十是为了冲着高考加分而去。
“在当时，新概念作文确实颠覆了应试教育的作文理念，给语文教育带来了强烈的观念冲击。”程婕说，第一次看到新概念得奖作文，耳目一新的感觉很强烈，以至于很多文章能够反复看很多遍。“我觉得自己也有这样运用文字的能力，来表达对所观察到的对世界的认知、看法，而这种表达是无法通过800字的作文实现的。”尽管二等奖的成绩并没有让她获得高考加分的优惠，但却在当时为她提供了强大的自信支撑，让她获得了应试教育体系之外的价值认同。
“新概念作文用自由表达和真实表达的理念，重申了写作本意，也参与了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于德清说，新概念更重要的影响，是在一代人的青春期和人格养成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写作的坐标与价值肯定体系。
“造星”能力大不如前
今年3月，被称为“新概念之父”的《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去世。从1998年创办至今，新概念作文大赛已走过了16年。与参赛人数达到七八万的鼎盛时期相比，近几年的参赛人数回落至4万左右。
而曾经托举出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多位偶像作家的大赛，如今“造星”能力也大不如前。少有后几届的优胜者及其作品进入公众视野，获得广泛肯定甚或引起争议，更遑论从中走出新生代作者群。
以独辟蹊径、反叛应试作文起家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仿佛已由原先选拔人才的新机制、评价人才的新坐标，转而仅仅成为高考的一个“加分项”。
程婕认为，语文教育的改革和更宽容的表达环境，让新一代作者不再将新概念作文大赛视为突破桎梏、表达自我的唯一选择。对于新概念现在的参赛主体——90后作者，程婕认为，他们普遍热衷网络，表达自我的方式和途径比十年前要多得多。“社会对孩子的包容性越来越强，新概念也不再是年轻写作者眼里挑战应试教育的一把利剑和实现应试教育之外自我认同的唯一方式。”
言下之意，在已经发生变化的外部参照系中，新概念作文大赛之“新”，已不再凸显。
曾任新概念作文评委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则认为，不“新”是因为模仿新概念的比赛太多，极大分流了新概念的参赛者。“原来全国独此一家，现在有很多类似的创新性作文比赛。所以并不是说90后就不关注写作了，可能关注的还更多，只是他们分流了。”
“守旧”与“创新”中前路几何？
在如此发达的网络和通讯环境中，新概念作文大赛仍旧采用寄信的方式接受投稿、通知复赛资格、甚至邀约媒体与嘉宾，这种看似“效率低下”的“守旧”联络方式令业界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
对此，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主办方表示，对待文学需要一定的程式与虔诚，寄信相比于短信、电话所独有的那份郑重，正是对选手、对嘉宾、以致对文学本身的尊重。不少选手都曾表示，那封“白色的挂号信”与随之而来的狂喜之情，他们将终生珍藏。
正是这份对文学的珍重与敬意，让组织者与评委们在“新概念已成旧八股”的质疑中继续坚守。曾任评委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指出：“新概念确实遇到了瓶颈，新概念本身没有八股，是作者自己形成了八股。没有生活素材，大多是取自网络上的东西。社会流行什么，他们就写什么。”
然而90后作者却将矛头掉转。曾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并获奖的90后作家陈少侠指出，如今多了商业、发行上的考虑，大赛变得越来越保守，缺少创新精神。
一直担任大赛评委的作家方方坦言：“一个大赛搞了十几年，确实有些疲劳。”她曾在微博上感叹：“新概念大赛又开始了。何时能再出一个韩寒？”
“任何事物都有由盛而衰的过程。”曹文轩说。他认为，不论新概念前路上是继续“守旧”还是探寻“创新”，让这么多年轻人关心写作，“新概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已获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