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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什么医治“社会信任度下降”？

　　男青年池某玩水时溺水失踪，池某的几名同学陪着打捞队在湖边守候了一晚上，当凌晨4点40分池某被打捞上来后，“我们与池某的父亲及其亲属联系，打了56个电话，可对方就是不相信。”(据《武汉晚报》)

　　儿子溺水身亡，父亲接到56个通报电话坚信是骗子，这是典型的社会信任度下降的体现。但反过来想想，我们又不能全怪死者家属。因为类似这样的诈骗电话，就时常发生在我们身边，再熟悉不过。当人们“领教”了太多的骗子电话，不得不开始变得麻木，以至于对提及家人伤亡、将钱打进银行卡之类的电话一概不理，习惯性地认定这是骗子行为。基于此，56个电话打不来死者家属也就不难理解。

　　56个电话打不来死者家属，表面上看，这是死者家属的个体表现，实质上则反映了整个社会信任度下降。今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调查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而且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如果任由不信任感发展下去，这个社会将会怎样？

　　56个电话打不来死者家属，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该拿什么来医治“社会信任度下降”？近年来，“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热议，甚至刘翔奥运会摔倒后的质疑，对击毙周克华是否真实等的质疑，再到56个电话打不来死者家属，无不凸显出社会“诚信成本倒挂”之怪象，已成为社会信任恶化的鲜明注脚。

　　56个电话打不来死者家属，还说明了当下的坑蒙拐骗等现象令不少人对信任度与忠诚度产生反弹，人们落下了不再轻易相信的“后遗症”，“熟人社会”逐渐被“陌生人社会”所替代，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社会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