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在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中国导演贾樟柯(右)和妻子赵涛获奖后出席拍照仪式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第66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26日在法国南部海滨小城戛纳落下帷幕，中国导演贾樟柯凭借《天注定》一片获得最佳剧本奖。
“从这部电影中你能看出，中国文化还保持着某种反思的力量。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是一个不反思的民族，我们有能力通过文化来做这样的思考。”
《环球》杂志记者/李明韦巍(发自戛纳)
贾樟柯是戛纳的常客。
今年是他第4次来到戛纳国际电影节，携《天注定》入围主竞赛单元。这部影片讲述了4个小人物的故事：一名不满村里煤矿被私人侵占的矿工、一个游走各处抢劫的歹徒、一名被客户骚扰的女服务员和一个不断遭遇挫折的打工仔。影片展现了4个人面对社会快速变迁时无奈采取的极端应对方式。
自称“来自中国基层的民间导演”的贾樟柯，对中国现实保持着强烈的人文关注。取材现实，解构暴力，借用传统戏曲，追寻现代侠义，他在《天注定》中构建的影像世界成为理解中国的一种方式，也在诠释中国电影的新现实主义。
四个故事，一部当代史诗
《环球》杂志：从你之前拍摄的《站台》《任逍遥》《世界》，到现在的《天注定》，是不是都通过小角度切入，但史诗式地去表达你对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解？
贾樟柯：这部电影的结构，其实受到了我个人生活比较大的影响。有了微博之后，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改变了，好的坏的，迎面而来，这个世界的信息变得交错，变得非常地多。
我在写剧本的时候，也想过按传统的方法，写一个故事，因为《天注定》这部电影中的4个故事，任何一个故事都可以演化成、扩张成一个电影。但我觉得那样并不像我现在接受世界的方式，我觉得应该是多组人物、多个事件同时过来。
其实，《天注定》只有一个故事，4个人物，他们呈现了一个故事的不同层面。第1个故事涉及到乡村的现实，包括资源的垄断、贫富的差距；第2个故事是精神性的，讲孤独怎样吞噬一个人；第3个故事反映突发暴力事件的共性悲剧往往是一个人的尊严受到了侵害才开始的；第4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出路的问题，全社会都需要反思，怎样去制造一个更好的个人发展空间，不要让人因为怀才不遇而产生悲观情绪。
这部电影，通过这4个故事、4个大的区域，就像万里河山图一样，描绘出中国从北到南的一幅图画，规模、气势都很大，像史诗片，但它是一个当代故事。
《环球》杂志：你故事里很多人物面对现代信息社会，都会缺乏交流，越来越孤独，最后诉诸武力，对此你是怎么想的？
贾樟柯：像最后一个故事里的小辉，他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个人的状态，当他回到台湾工厂上班的时候，所有回到宿舍休息的人之间没有语言，没有交流。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人说，在那样一个宿舍里，年轻人要充电的时候，会把手机和充电器锁起来。那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是一种吞噬人的东西。社会应该制造出更丰富的沟通渠道。
我选取的故事比较悲剧
《环球》杂志：在《天注定》这部电影里，你被认为是在追寻现代侠义。这个“侠义”是什么？是否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
贾樟柯：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实际上跟这几年关注中国社会新闻有关系。电影中4个人物的很多细节、很多故事都是来自于真实事件。这些事件在国内也是被新的媒介比如说微博报道出来，在报纸和杂志上引起过广泛的讨论。
但我觉得，光有这样的一个讨论是不够的，也应该从电影的角度来理解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极端的行为，同时也去了解整个社会在演进的过程中呈现了哪些新的人性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特别想拍这个电影。
我选取的故事都是比较悲剧的，同时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个人尊严受到侵害的时候，或者说保护自己尊严的时候，没有找到明确的方法，然后就产生了这些暴力悲剧。我们必须面对这些暴力悲剧，研究它们，理解它们，社会才能避免它们重新上演。这部电影的构思过程就是这样的。
那么所谓“侠义”，我觉得，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对尊严的保护；另一方面，暴力本身是具有破坏性的，那些武侠都是以暴制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是一个悲剧。所以，通过这部影片，我希望能够对社会发生的这些问题和人所遇到的精神困难，都有一个反思。
《环球》杂志：反思？能不能说是一个解构呢？
贾樟柯：也不能完全说是解构，因为我觉得，我们对暴力相当陌生，尽管我们生活里面的暴力无处不在。我们有时候是暴力事件的受害者，但我们同时也有可能成为施暴者，特别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砍一棵树、往河里扔一个塑料袋，也是一种施暴，甚至亲情之间也有暴力的成分。在这部电影结尾，那个少年的母亲不停地给他打电话，不停地催他寄钱回家。按我们正常的理解，这是亲情之间一个正常的要求，但是从哲学层面来说，也存在某种逼迫。
我觉得，这几年我们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少而又少，知道得也少而又少。我之所以要拍摄这部影片，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很陌生，需要我们去面对。
我们不是一个不反思的民族
《环球》杂志：这是你第4次来到戛纳，是不是感受到了戛纳的礼遇？
贾樟柯：我很感谢戛纳电影节。我的第3部电影《任逍遥》第一次来到戛纳就入选竞赛单元。之后，2008年的《24城记》，特别是2010年的《海上传奇》，也都入围，我非常高兴。因为《海上传奇》非常中国化，都是用采访和语言来讲述1930年以来的上海往事，我当初只是试一试，没想到他们也肯定了这部影片，把它选进“一种关注”单元。
戛纳一直在保护和认同我在各种方向上的创作，包括《24城记》。这部电影形式上很实验，演员和真实人物混杂在一起。戛纳始终对一个导演创新的诉求有一个保护，这里也是寻找知音的一个场所。
《环球》杂志：中国导演是不是也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个平台？
贾樟柯：我一直认为，电影节是非常重要的。我作为导演，电影节是我了解电影行业、电影工业、电影艺术发展一个最好的窗口。通过参与国际电影节，我们可以与全世界的同行进行交流，可以知道科恩兄弟在拍什么电影。这个平台对于提升本土电影的艺术要求、丰富思路是很有帮助的。我们拿出关于中国人自己生存的电影，与全世界同行进行交流，对于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也是很有帮助的。
之前有记者问，你的作品在戛纳会有什么样的作用？我回答说，对于国家来说，最起码有一个作用从这部电影中你能看出，中国文化还保持着某种反思的力量。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是一个不反思的民族，我们有能力通过文化来做这样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