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医改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目前，医改已进入深水区，矛盾错综复杂。一方面，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仍较普遍；另一方面，中国的医生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苦的医生。事实上，少了医生的认同和患者的满意，医改都算不上成功。“两会”期间，本报记者采访多位专家，为您解读医改热点、难点。
公立医院要回归公益性
记者：您对目前医改的现状如何评价？医改最应关注哪些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吴明：新医改四年多，的确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应该注意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公立医院改革等问题。公立医院改革是最大的难题，它涉及面比较广，包括管理体制、补偿机制等，而且涉及到多个部门，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程。
记者：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有哪些进展？其公益性如何维护？
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马晓伟：医改中，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是核心内容。公立医院改革现在进入到深水区，说到底是个补偿机制建立的问题。这取决于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大政府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使公立医院轻装上阵。二是改革支付方式。在现有购买服务格局下，必须由第三方监管，改变现在项目加成的办法，去除过度医疗的制度性诱因。三是理顺价格体系，使医生的技术劳务价格得到承认，药品和仪器设备价格有所降低，医务人员多劳多得、优劳优得。
记者：现在大医院人山人海、小医院门可罗雀的现象仍很突出，如何解决？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大外科主任刘忠军：医生水平参差不齐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二级医院没有吸引到足够的病人，根本原因就是医师整体的培训体系不够完善，医生水平高低不一，老百姓信任大医院的医生，认为二级或者社区医生的水平不够。我们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模式，从医师的培训体系着手，实现大医院、小医院的医疗水平都一样的目标，这样老百姓就不用一有头疼脑热都往大医院跑。
医生不幸福，百姓也受罪
记者：医生幸福感与医改成败有何关系？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医务人员是医改主力军，医改政策的每一步落实都应让他们感到欢欣鼓舞，这样的医改才能成功。医生不满意，老百姓就很难满意。每周工作时间在70小时左右的医务人员占了多数。超时、超负荷、报酬低、休息时间被占用，是大医院医务人员普遍面对的问题。然而，与中国医生的辛勤付出不相匹配的是医生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相对下滑，这就是一些医生对医改持消极观望情绪的原因。
记者：中国医生为何幸福感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副所长孙建方：医疗乃至医改过程中，医生是主要实施者、参与者，但在过去几年的医改里，其实医生大部分都失语了。医生确实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医学博士要学十多年，但有的进入临床待遇只有3000元，这种薪酬设计太不合理了。
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范利：目前我们老把病人视为弱势群体，其实医生也是弱势群体，不仅体力上透支，心灵也有很大创伤，导致的心理问题使医生的自杀率增高，失眠问题更是普遍。
记者：该如何提高医生的幸福感呢？
全国政协委员、福州市第二医院副院长林绍彬：我认为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和医务人员执业风险保险相结合的医疗执业责任风险保障机制；同时建立医务人员心理干预机制，创建形式多样的减压措施，强调人文管理，进行心理疏导，有助于医务人员不良情绪的释放和身心健康。
记者：患者非常期待与医生的沟通时间能更长些，这是否可行？
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范利：其实，医生也想多跟患者沟通，但是没办法。我们现在的医生一方面要应付日益繁重的工作，一方面要忙着搞科研、写文章、晋职称。科研好、发表文章多的人，不一定临床做得很棒，却可以得高职，拿高薪。这种不合理的晋升制度对那些热爱医生职业、在临床中好好工作的人是个最大的打击。为评职称，医生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放在临床上，没有把全部心思放在帮病人解决疾病，度过痛苦上。所以，医生和病人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因此，这种晋升制度亟须改变。
对医患关系不用悲观
记者：医学界是否在反思目前的医患关系？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副校长熊思东：医患关系的紧张，让我对医学教育进行了反思，现在不仅要教给在校生医学技能，更要增加医学生医学人文教育，让医学生从学生时代就树立起疾病不仅仅需要技术，更需要人文关怀的意识。医患关系紧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医学科普知识的普及不够。病人和病人的家属不能很好地理解医学的无奈和医学的无能，总认为交了钱就必须得治好我的病。因此，如何教育好社会，教育好病人及其家属理解医学的无能和无奈也非常重要的。
记者：该如何解决医患关系恶劣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我对医患关系的问题不是很悲观。解决医患关系的核心，首先是从体制上改善，不断增强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医疗卫生不要走市场化引导的路。其次是医务人员本身，30年的医疗市场化，使得部分从业者医疗人文精神沉沦，医生需要从自身做好。还有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公众对医疗的特殊性理解不够，好像我出了多少钱，就应该买一个很好的东西，但医疗是不可能这样的。我想经过政府的不断投入，医务人员做好自己，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慢慢提高，医患关系会改善的。
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院长赵铱民：我认为解决医患矛盾，还需要促成医疗责任保险的广泛推广。同时，医师队伍里面确实有极少数的害群之马，一旦发现，要立即吊销医疗执照，永远不得继续从医。
大病医保范围再宽些
记者：我国已基本建立全民医保制度。目前的医保制度，还有哪些需要调整？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卫生厅厅长李利：在医保方面，我认为应该把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统一由一个部门管理。现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卫生部管理，城镇居民医保由人保部门管理，医疗救助由民政部门管理，三套人马，三套信息化系统，浪费非常大。建议将这三项职能整合到一起，这样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执行时间，也有利于建立城乡的医保统筹制度，更有利于节约公共卫生资源。
记者：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希望医保政策做哪些改变？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陈鑫：我认为，医保支付方式仍需进一步改进。目前推行的总额预付制方式(指医保机构每年给医院一定数额的医保金，如果超出，医院需自己承担)如果长期运行下去，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医疗机构不愿意收治疑难、复杂、重症病人，不愿使用基本药物目录外的药品和耗材，服务质量下降等消极状况。建议改成按病种付费，即根据病人的年龄、住院天数、手术、合并症等因素把病人分入500—600个诊断相关组，然后决定应该支付医院多少费用。
记者：如何让老百姓看得起大病？
全国人大代表、衡阳市市长张自银：去年，我们调查发现，目前的大病保障制度与广大群众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认为，应适当扩大大病救助范围。对新农合患者，建议大病救助病种从30种增加到40种；对城镇居民和职工医保患者，提高大病医保最高支付限额。另外，建议出台大病救治病种规范化临床路径，防止过度医疗；设立重大疾病救助基金，对重大疾病患者自付医疗费用超过一定数额的，再进行个案救助。
记者：异地看病何时能更方便？
全国政协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医保报销)全国跨省转移是未来的目标，但是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首先是医疗机构分布的结构问题，大家知道最好的医疗资源在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但是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到中心城市、特大城市看病，所以整个制度安排还是鼓励小病在基层看、在本地看，有疑难杂症、重大疾病到中心城市来看。
要解决该问题，要统一全国的信息管理系统，大力推进统一的社会保障卡。2010年，统一社会保障卡的发行只有1.03亿张，到现在为止已经发到了3.5亿张，今年要达到4.8亿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