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记者打比方说，大陆学生可以讲起习近平的很多事迹，而台湾学生对政治人物就没有那么熟悉。
成功大学学生林尚儒之前也没有到过大陆。他说，自己从小在报纸和小说里了解大陆，“有很多的想象”。这次的一些发现，“颠覆”了他的想法。以前，他觉得大陆比较封闭，其实不然。他父母对大陆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乱丢垃圾”等阶段，现在他看到，“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
林尚儒第一次从大陆学生那里听到“学霸”这个词。这是在大陆形容学习成绩超好的学生的一个词。他告诉对方，在台湾，这叫“卷哥”，就是考试头10分钟就交卷而且考100分的那种人。
南开学生乔牧说，破除了神秘感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就和同学一样，可聊的东西很多”。
乔牧注意到，台湾学生之间是“团队决议制”，同学之间沟通很多，而大陆的社团中缺少这样的氛围。他还认为，台湾学生“更敢说真话”，在观察力上也胜过大陆学生。此外，在才艺方面，台湾学生在音乐、绘画、摄影等方面的才艺要丰富很多。他觉得，这是因为大陆的教育是“为了培养一个兴趣而培养”，而台湾同学受到的教育“目的性没有那么明显”。
两岸之间的比较，不止发生在这些年轻人中间。台湾师生发现，塔村人有的还“蛮有钱”，有村民到台湾旅游过。一些村民会向他们打听台湾的情况，聊起小吃、风景比较多。“日月潭知道的更多——没人提起马英九。”
未来社会的中坚不能只在教科书上了解海峡对岸
“为什么要带学生来？真正要影响的是这些学生。”吴昌振对记者说，南开和成功大学的学生未来都很有机会成为社会的中坚，甚至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些同学的大多数都在顺遂的环境中成长，缺少生活体验，而且通常“在教科书上”了解海峡对岸。这些人体验生活，互相了解，并有所反思，以后就不会“不食人间烟火”，知道“庶民”的状况，制定政策时就会贴近现实。
每次看着师傅砌出来的光滑如镜的墙面，南开大学学生王浩竹就用“术业有专攻”来安慰自己。他说，如果没有这一次，自己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拿上抹子。修厕所的经历让他更加明白，这个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干着不同工作的人组成的，工作并无贵贱，担负起自己的职责便是很大的成功。
与“二哥”聊天时，成功大学学生陈宥任得知，他们修建第一个厕所的那户人家有一些困难。原本，他们的任务是只要建好化粪池就行，地面灌浆之类的工作不必负责。但“二哥”决定，等到所有事情做完之后，会再回去帮忙把整个厕所都建好。
陈宥任很受感动，他说，人们总是害怕多做了些什么，吃了多少亏，而“这些做人的道理，不能够靠别人教”。
在塔村，陈宥任看见了一群“相当有热诚的基层领导”，他认为，他们的想法是以报效国家、服务乡里为中心，这不仅是件好事，还会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这不仅是从政者，也是每个人都该深植内心的想法”。
这并非陈宥任一个人的发现。很多人在反思会上提到了基层干部跟群众之间的“亲密互动”，有些干部是外面读完大学后回当地工作，在聊天时，他们使台湾学生感受到“改善大家生活和建设这个地方的理想”。
林尚儒对记者说，共青团大理市委的一位干部前后去过塔村多次，跟大家交流很多，他本“没必要”这样做。这位团干部给他的印象，“不是一个官员，而是一个想做事的年轻人，没有官气”。他“完全被感动”。
在告别塔村的时候，这个21岁的台湾小伙子“偷偷哭过”。他说，那种感觉就像离开家一样。很少有一个地方会给他这么深的感动。
自己就算只砌过两块砖，那也是创造历史
临走之前，林尚儒支起三脚架，用一台旧式的相机记录了一个在洱海边上被他们称为“海景房”的厕所的诞生过程。
他让这些照片快速播放，就像一部纪录电影那样。他说，虽然只是修建了6个厕所，但这种做法影响了很多当地人，“搞不好”哪天大理的环保意识提升，这种厕所得到推广，那自己就算只砌过两块砖，那也是创造历史，“为什么不去做？”
关于厕所问题，乔牧认真地问过吴昌振。吴昌振对他谈起了“花瓶效应”：你往一个厕所里放一个花瓶，大家都会注意到，会自觉去维护厕所的美化。大理的环保厕所正在增加，我们做的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是希望能起到“花瓶”的作用。
在这些学生离开之前，“大哥”专门留下来，与他们住在一起。他希望最后一晚和大家多相处一下。他还送给每人一个石罐，是用大理出产的大理石做的。乔牧琢磨半天，做了一个小小的化粪池的模型，回赠给“大哥”和“二哥”。看得出来，他们“非常开心”。
回想起这段经历，李郁青说，服务学习在潜移默化和分享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大家萌生了“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想法。当有一天他们能够以一己之力帮助到这个社会的时候，这段经历的影响会显现出来。
南开学生纪蕴佳每当被问起塔村的事情，总会“一时语塞”。她总是含糊回答，自己只是去云南盖厕所。“想的太多反而不知道如何开口。”
这些年轻人用不同的方式记住了万里之遥的塔村。有人是这样记住的：在塔村那些亲手建造的化粪池里，刻下了自己的名字。(记者张国)
